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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科学:社会建构论的视角
《学术论坛》
2007年第04期
http://qkzz.net/magazine/1004-4434/2007/04/1453449.htm
[作者简介] 连冬花，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江苏南京210093
2006年4月以来，中南大学科学史教授张功耀倡言《告别中医中药》，领衔发起《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号召“万人签名，废除中医”，并主张修改宪法，删除宪法第21条有关中医的内容；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立即停止缺乏科学原理、违背科学精神、没有安全保障的中医中药研究；善待已经取得相关执业和职称资格的中医师。在以后的文章中，他甚至言词激烈地表示：“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卫生部已公开表态“坚决反对”，并称“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则称，“取消中医”是“对科学的肆意否定”。但是，关于中医是否是科学的讨论还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辩，并发展成为具有论战性质的争论。如何认识中医，如何认识这次争论的实质，正是本文关注的内容。
一、“中医是否是科学”的论战
对于中医是否是科学的观点，分为明显对立的两派，一派以“反伪科学斗士”方舟子、院士何祚庥为代表，发表了“中医是伪科学”的论断。另一派则以宋振海、刘力红等为代表，力挺中医是科学。两派不同的观点可以归纳如下：
(一) 中医是“伪科学”
认为中医是伪科学的一派认为，中医理论体系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难以找到像西医一样的可实验与解剖学的证据，对于经络、穴位等缺乏重复性和可检验性，很难用现代医学解释。甚至有人认为中医主要是心理安慰作用，本身并无疗效，“是十足的伪科学”。如果用何祚庥对中医的评论准则就是：中医不符合科学的原理和精神。“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支持批评中医的，我觉得那些呼吁取缔中医的言论大多数有根有据。”
中医理论是不科学的。何祚庥认为：中医理论上的虚啊，实啊，气啊，补啊，阴阳五行啊等等，这些概念是不准确的，语言是不科学的。而且，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这套理论也是不科学的。著名学术打假斗士方舟子发表文章指出：“中医理论体系不是科学，与现代科学思想、方法、理论、体系格格不入，应该彻底地否定、抛弃。”由于中医理论和表述与近代科学的要求的差别，他们认为，中医是落后的，是不科学的，甚至一些中医界的权威人物是对现代化的障碍。
中医的影响力不如西医大。在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在看病时，多数选择西医而不是中医，只有少数文化知识落后的人才选择中医。而且，就医疗设备、医疗技术来看，中医整体上比西医落后。而在某些病理的分析判断与治疗上，中医的效果没有西医好。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中药材的真实可靠性，有人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深入，有些人昧着良心，出售一些假冒伪劣的中药材，致使中医的效果出现偏差，他们把这些原因也归结为中医具有神秘性，要废止中医的存在。
(二) 中医是科学
在中医支持者看来，中医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国粹。中医的辩证施治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望闻问切、针灸骨科，等等，都是有科学道理和根据的，是经过我们的祖先千百次用身体试验、临床试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得来的药性药理、诊断经验。中医是祖先最好的“实践”产物，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伪科学”。王庆其指出：“中医不是讲不出道理，而是讲的道理一般人听不懂，或者说是科学知识到目前为止，还难以用科学语言来表述而已。”中医捍卫者称张功耀的“告别中医”是一种数典忘祖的行为。
中医对很多病的疗效是独特而有效的。认为中医不如西医，普遍老百姓多去看西医而不是中医，不是因为中医疗效不好，而是中国目前的医疗设置决定的。取消中医是一场闹剧，取消中医签名的征集是一个笑话。对于几千年来保留下来的中医的独特的疗效，绝不能抹杀。
中医具有简、便、廉、验的特征。简即至简，它体现在日用之中；便即方便，它可以超越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可以不需要医院和医院必需的设备、设施；廉即廉价，中医看病，与西医相比花钱很少；验即效验、疗效，中医治病，可以是一般的小病。也能治西医难以治疗的大病，而且效果独特。对于中医是否是科学，是否要废除中医的争论，卫生部公开发表观点，坚决反对“废除中医”的言论和做法，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称，号召废除中医的人没有资格代表西医，更没有资格以科学的代言人自居。以科学之名，行反科学之实，是不道德和不可理喻的。但对于中医是否是科学，是否要废除的争论，并没有因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反对观点而作罢。
中医是否是科学，不能仅仅从社会的、实践的角度来说明，它需要上升到哲学的理论高度，用多元的视角来分析判断。本文将用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对中西医学以及中西医之争进行哲学分析。
二、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文化
社会建构论从社会的维度出发，认识社会，寻找社会背后隐藏的秩序，挖掘社会语境中的政治因素；把科学、知识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关心科学知识与其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把科学知识看作是不同群体活动的结果，具有历史地域性和情景相关性的特征。就中医和西医而言，他们是东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历史产物。
(一) 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中医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是内在的超越，不会在现实世界和超越世界之间划出鸿沟。以动态的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把握世界。具体到认识人本身时，则把人当作是一有理性、有情感、有意志也有欲望的生命整体来看待。“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人是万物之灵。而天地万物的运行，是“气”聚散生化的无穷过程。“气”的分化过程，一般用阴、阳、五行来解释。中医理论的阴阳五行就是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和谐运行思想在中医学上的具体表现。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取法于天地之阴阳，调和于五行之术数”，阴阳五行确立了中医理论的基本范畴、原则和基本特质。中医所讲的气、经络、阴阳、五行等都是与宇宙的运行变化一致的，“人生是小宇宙，宇宙是大人生”。中医把人看作是处于运行变化的有机整体，而不是机械的可分的实体，经络是作为活生生的人的气的运行，而非实在的物质。李时珍曾指出：经络乃“内视隧道，唯返观者能察照之。”(《奇经八脉考》)所以，中医的辩证施治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望闻问切、针灸骨科等都是根据人体经络运行而实施的医治方法。面对活生生的人体，难以用精确的语言来作僵硬的量化，更多的是通过医生个体的感悟来施行，充满着人文文化的气息。
中医就是中医，它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规范和表达方式。正如库恩的“范式转换”观点所说明的：一种理论就是一种语言。对此，社会建构论代表人物巴恩斯(BaHles,1983:30)也指出：“我们如何使用概念，尤其是如何扩展概念，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文化因素。”如果把西医精确的量化语言用在中医上，就使中医由非常私人化的一对一的诊断变成了流水线模式的、程式化的治疗方案和按疾病名称就可套用的协定处方。这是中医的灾难；甚而可以说，如果套用西医的语言来表达中医，无异于削中医之足适西医之履，中医就不姓“中”了。
(二) 西医与西方科学文化息息相关
西医与西方文化的价值系统息息相关。西方文化的价值系统是外在的超越，在现实世界和超越世界划出了明显的界限。世界被二分了。西方文化的外倾精神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主客二分的模式，使客体处于主体之外，成为主体认识、利用、控制的对象。而机械论的盛行，则使得客体成为被主体分解的机器，从而，人本身也成了被分割、被肢解的对象。即使在希腊人的有机观中，人也是由“心”(或“灵魂”)“物”两种元素合成的。谢尔德拉克(R．sheldake)把这种主客二分模式称为机器范式，是物理学的隐喻。机械论思想深深影响着近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西医与近代科学的机械论特征同质。西医通过对人体的解剖来认识人，寻找发病、治病的根据。在对人体解剖时，西医把人体看作是元生命的客体，是可以加以分解成各个不同部分的客体对象。在西医学的观念中，病人只是医生治病的对象，相对作为主体的医生是客体。医生把病人的病处看作病灶，看作是“机器”的某个部位(零件)出了问题，所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成为西医治病的一般原则。
近代科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客体的概念化，可以用数学上的精确语言来描述客体，这种思想方法扩展到其他一切领域并占了主导地位(胡塞尔对此有过深刻的批判)。西医的基本范畴、概念和特征等也是用数学上的精确语言来表示，把活生生的人体量化为毫无生命力的数学数字，抽空了现实生活意义的数字，确实具有一定的标准性。
面对科学理论是否具有有效推断的普遍标准，巴恩斯(Barnes，1982a：10)认为：“科学不是一组在不同的特殊文化情景中维持正确描述和有效推断的普遍标准，……科学标准本身就是一种特殊文化形式的组成部分，……”中医和西医是两个范式，各有自身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标准，这是不同文化历史积淀的产物。马尔凯对此的认识是，评价科学知识主张的一般标准之所以不能被普遍应用，是因为它们不能独立于社会环境。中西医是不同社会文化的产物，不可能具有同一的判断标准，如果要用西医标准来套中医，多元的世界将黯然失色。
(三) 中医和西医在实践上具有不可通约性
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范式。中医以阴阳五行为基本模型，说明生理、心理、病理，形成一套脏腑和经络学说，临床施行辩证施治的医疗原则。西医以机械论为基础，用解剖学和化学为理论。中医的定义是功能性的定义，是系统内的整体结构功能的定义。故中医讲究的是人体的整体协调，气血畅通，讲究的是人体的“中和”；西医讲究的是人体的局部部位，单个器官，是对人体病灶的诊断。西医与西方哲学的“原子论”相关，要求的是可分的、可看的具体的东西；中医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相关，重视的是关系，看的是人体整个系统的运行状况。故对于中医所讲的经络，在西医看来是不靠宣传和权力，不具有优越性。就中西医而言，它们都是地方性知识，都有存在的合理价值，二者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虽然二者疗效的侧重点、范围有明显的不同，但由于有疗效而被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接受。所以，中西医都是科学。
为什么会有西医普适化而中医仅仅是地方性医学的现象呢?在后殖民理论(依附于社会建构主义)看来，这是和欧洲的殖民扩张分不开的。对此，桑德拉·哈丁指出：“欧洲殖民地的扩张把世界变为欧洲科学的一个实验室，而欧洲科学使这种扩张成为可能。”在欧洲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作为欧洲科学成果的西医与欧洲殖民者一道扩张到世界各地，一方面对殖民地国家的医学进行粗暴的文化干涉，另一方面还充分吸收了殖民地各国医学的有效成分，不断扩展着自身有效效用的范围和疗效。这样，西医具有了“地方知识的全球意义(global
significance of local
knowledge)”，掩盖了其作为地方性特征的特点，从表面上夸大了西医具有“公共知识成果”的一面，同时也存在低估地方性知识普遍性的一面；又由于欧洲文化长期处于霸权地位，西医以欧洲文化为依托，以及西医本身的特点，使得西医能够不断在全球传播，结果是不断抢占着不同地域医学的地位和权力。说到底，西医的优越地位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产物。作为浓缩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没有扩张的经历和霸权的地位，所以仅仅被看作是中国本土的地方性成果。但无论西医怎样普及，还是和中医一样是地方性成果，都因有疗效而使人认可，甚至成为一种信念，因而都是科学。
科学知识社会学因主张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而被称为社会建构论者，其中，以英国爱丁堡学派最为有名。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社会研究纲领因使用“利益”作为解释资源，因而其说明模式被说成为“利益模式”。这里的“利益”即“思想或信念是否以及如何能被认为是社会阶级或其他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的结果”(Barnes，1977：45)。他们的“利益可以是经济、政治或宗教利益，可以是认识利益或专业利益，也可以是职业利益”。如果用“利益模式”对中西医之争进行分析，中西医之争的实质就是西医在和中医争地盘、争权力、争利益。认为中医是“伪科学”的一派和认为中医是科学的一派，从各自的信念出发，结成自己的联盟，并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磋商、博弈，扩大自己的联盟和势力范围，以便取得绝对权力地位，从而维护自身利益。
在世界逐渐走向全球化的同时，多元化趋势也日趋明显。文化多元主义认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的合理性和平等性，要求对不同价值予以平等与尊重，主张以包容的态度承认多种文化并存，并且在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中不断发展。在文化多元主义看来，文化没有好坏之分，文化没有客观的标准，不能将自己的文化标准强加于其他不同的文化之上。多元文化的并存是现实的客观存在，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社会建构主义作为多元文化论的一个派别，虽然片面夸大了权力、利益在科学知识产生中的作用，从“实在论”的一极走到了“社会论”的另一极，但它指出了科学活动的地方性和情景相关性，承认不同文化存在的价值合理性，为我们透视中西医之争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认识到：中医和西医各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想抹杀任何一方的作用都是不可能的，也是行不通的。
认为中医是“伪科学”派从本质上说是欧洲中心主义者，是科学主义者。其错误之处在于：认为只有出身欧洲的西医才是科学，只有检验西医的标准才是医学上唯一的科学标准，这是以机械论为基础的科学主义者，是“科学至上”在医学上的具体表现，在哲学思维方式上属于排斥性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把中医和西医放在同一个范式中比较本身就不合适，而且用西医的标准来判断中医，当然不会得出中医是科学的结论。认为中医是“伪科学”派显然还处在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里，用实证主义的一元标准(西医的标准)来衡量多元的地方性知识。而力挺中医是科学的一派，也没有突破实证主义的框架，只是带着民族的情感，用中医的优点来批判西医的不足，这样的争论是不会争出结果的。社会建构论的视角为争论的两派提供了新视角，使他们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进行交流对话，分析中西医各有的价值和功能，各有的长处和短处，让它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并且相互交流，吸取对方的有效成果来促进自身的发展，为人类的健康作出各自的贡献。
不管是用实证主义的视角还是用社会建构论的视角看待中医，其意义在于启发我们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医这样一个现实问题。用社会建构论视角对中医进行解读，使我们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并给予正确的评价，从而正确处理好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为本土文化的创新提供丰富的养分。社会建构论视角下的中西医之争的分析，不仅为发展中国医学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而且对于从文化的视角理解并解决当今世界的冲突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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