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三谈对火神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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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李园主人李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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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谈火神论，必先明确何为火神派。张存悌在《中医火神派探讨》中将其概括为：“以郑钦安为开山宗师，理论上推崇阳气，临床上强调温扶阳气，以擅用附姜桂等辛热药物著称的医学流派。尤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不擅用附子，就不成其为火神派”。明显不全面并存在漏洞，擅用附子并不是火神派特有的特征，而火神派擅用的是大剂量附子而非附子的各个剂量层面。所以我们总结郑钦安，卢崇汉、吴佩衡、唐步祺等公认的火神派医家的学术思想，用药经验，发现了其共同规律：1、重阳，2、辨识阴证，3、擅用大剂量附桂姜。4、附子配伍独特，不与补药同用，寒凉药更所不取。必符合此四条者方能称为火神派，否则易将擅用附子者都归于其类。现代有人将祝味菊归于火神派，就是源于这种认识上的混乱和模糊。前面我们曾两谈对火神派的思考（《从薄辅周用附子及温法的规律谈对火神派的思考》《从姜春华用附子的经验再谈对火神派的思考》），分别从附子用量、配伍上做了分析，得出了其在用量、配伍上独具特色，但存在缺陷、尚不完善的结论。由于临床实践必受理论的指导，所以要找出导致其缺陷的的深层次原因，必从火神派的学术思想入手，即重阳思想。   

火神派自钦安始，经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重阳思想一脉相承而渐趋极致。故以当代代表人物卢崇汉先生为例。其学术思想可归纳为：重阳----阴阳关系----阳主阴从----核心思想----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了；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治法----病在阴者，扶阳抑阴；病在阳者，用阳化阴。我们逐条分析之。

 首看“重阳”思想。由于温补派、祝味菊、火神派之间的重阳观并无本质区别，本着“治学，对古人宜严，对今人宜宽”的原则，重点以景岳、祝味菊为例来阐明观点。

关于重阴重阳的争论，自明代丹溪与景岳的滋阴温补之争，到近代祝味菊陈苏生的反复辨难，从未停止也从来没有过定论，并有渐至玄学的危险。实际上，阴阳之争，犹如气血之辨，不过临床所见有异、体会不同而已。如祝味菊是近代重阳的代表医家，倡导阳气的重要性，并基于这种认识，用附子等为主治疗肠伤寒取得了显著疗效（详见《伤寒医难》）。但其间亦有失手外，祝先生虽作了分析却未能提出改进之道。差不多同时期，湖南聂云台，江西萧俊逸分别出版了《伤寒解毒疗法》，《伤寒标准效法》，反其道而行之，均以大黄为主治肠伤寒，同样取得了满意疗效。类似的还有冉雪峰之用《千金方》中生地汗汁大黄方（生地汁冲服大黄粉）（见《八法效方举隅》）。说明了温阳法并不是治肠伤寒唯一有效方法，杨志一其子患肠伤寒，既是徐小圃用温阳法治愈，但杨氏习其法而不泥，发现两种方法均有用武之地，称为肠伤寒大黄证，肠伤寒附子证，用于临床疗效更著（《杨志一医论医采集》），亦验证了这种观点。

再如陈苏生是祝味菊最主要的学术继承者，在《伤寒质难。退行期及恢复期篇第七》中，师徒之间就阳气阴精孰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而陈苏生最终还是未接受祝氏的重阳思想，在其晚年时指出：“重阴重阳只是一种宗派观念；始终是一场糊涂官司；擅用温补者自然强调阳重，擅用滋阴者自然强调阴重”（《陈苏生医集篡要》）。又如徐小圃受祝味菊影响转为温补派、由重阳而重阴后，亦非尽愈治病；与徐氏同时代的奚晓兰一直坚持寒凉，刘弼臣先生介绍两人不应之患转到对方处就诊，多能获效。可见其间的互补性很强，各有不同适应征，重阴重阳之争纯属无谓。

在火神派的推广者张存悌总结的发扬火神派的理由中，最主要的是由现代疾病的基本态势决定的，而未把重阳思想列入。邢斌的分析更深入全面（文繁不引，详见《祝味南医学五书评案》）：“阴阳哪个重要，无法量化考证；病理上的易损耗，与生理病理上的重要性并无因果关系，大多医家的重阳思想都是基于这种似是而非的推论”。此论极其尖锐，直指根结所在，是客观公正之论。

所以，重阳观同其他观点如李东垣重脾阳、叶天士重胃阴一样可以做为一种学术观点保留下来，也符合学术界争鸣的态度。但据此则“万病皆由阳虚，扶阳可愈万病”的结论是唯心的，绝不可取。仲景一部《伤寒》无非扶阳气、存津液、保胃气，即重阳又不轻视阴，是辨证论治的精髓，也是学习重阳思想的前提。

其次看“阳主阴从”。此观点由卢崇汉先生具体提出，做为一种动态平衡观，打破了传统呆板的“阴阳绝对平衡，偏则为病”的思想，是对阴阳观的极大发展和贡献。

第三，“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前句言生理，不过是历代重阳思想的翻版，如景岳“阳之为用大矣”，“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一息真阳”等，但景岳晚年又有真阴论，纠正了自己偏颇。后句言治疗思路，显然只能用于阴证及状似阳证的阴证（真寒假热）。若据此而用治实热及真阴虚则谬。

第四，“病在阴者、扶阳抑阴；病在阳者、用阳化阴”。前句是常规，不存在问题，后句不能说错，但至少是不全面的。火神派认为“没有真正的阴虚”、“阴虚的本质仍是阳的不足”等，并据此而用大剂姜桂附治之，颇值得商榷。中医常用取类比象的方法来说明医理，如喻阳气为太阳，我们就沿用这种方法进一步分析。太阳是阳气，则水为阴精，在阴天无日之时，由于水分没有太阳的蒸腾气化，所以水虽足而禾苗也不能生长，这在人体即是状若阴虚实则阳虚的现象，治疗上需要用阳化阴。但如果烈日炎炎、数月无雨、大地龟裂、禾苗枯萎，这时禾苗是需要一场及时雨呢，还是继续增加高温呢？答案不言而喻。这在人体就是真正的阴虚，如果仍拘泥于用阳化阴，继续用姜桂附焚津耗液，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并非没有真正的阴虚，阴虚的本质也并非阳的不足，用阳化阴是治疗状若阴虚、实则阳虚的方法，用治真阴虚则谬。另有些医家用滋阴法治疗阴虚不效时，往往伍入少量桂附，是阴阳互生之法，亦并非是单用阳药的用阳化阴之意。

综上所述，结合我们以前的两次思考可知，火神派从理论到实践的优缺点都非常明显。优点在于辨识阴证、独具真功，把汗多状似阴虚、实质阳虚的证状归纳总结并上升到理论高度，极具实用价值，是辩证论治的高级阶段。其他医家虽亦有有此见识者，但均不及郑钦安之全面系统。郭子光称：“于阳虚辨识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是祖国医学一份珍贵宝藏”（《医理真传阐释.序》），确为至评。另一贡献在于提出了阳药运行反应并非毒副作用，为后人使用阳药提供了借鉴，打消了顾虑。而相较于此可称为“辉煌”的学术贡献，缺陷也两样明显，具体表现在过度推崇阳气的重要性，过分夸大了附子大剂量的功效而忽视（或者否定了）小剂量之功，在附子配伍上相对拘泥呆板等几个方面。

当然，任何一种流派、一种学说都不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完善，火神派亦如是。就连火神派推广的功臣张存悌也不得不指出：“火神派确实理法精妙，方药卓效，但我们不能为一家之说所 囿 ，固步自封，乃至崇阴虚者则凡病无不阴虚，宗阳虚者则凡病无不阳虚，不自觉地陷入偏执之中”。我们不揣鄙陋，三谈对火神派的思考，目的就在于客观总结，公正的评价，找出该学派优劣之所在。学术精华理应尽力发扬以尽其用，缺陷则尽可能弥补或避免。盲目崇拜和全盘否定均非治学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