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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发展要走自己的路

新华网陕西频道 2004-12-17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西安 710003

 

刘华为教授应邀本月18日去新加坡举行中医讲座

中医学有几千年的辉煌历史,她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中医要面向世界,为全人类健康和治疗服务。关于中医如何发展的问题,西医要用西医的模式改造中医或对中医中自己认为有用的东西进行剪裁。究竟是全面继承呢?还是选择性继承?还是按西医的模式去改造呢?这是摆在中医面前的重大选择,整个中医界都在思考这一问题,我认为中医要发展必须走自己的路。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与成果探讨自身发展的规律。简言之,中医药发展要走自己的路,就需脱掉别人的鞋,选好和做好自己的鞋。

一、中西医要真正结合,必须继续创造条件

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提出的中西医结合,中医客观化、标准化,现代化的口号。其实质是以西医为标准来整理、吸收和改造中医。口号提出到现在,一直存在著改造与反改造,结合与结合不了的问题。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

第一,科学体系不同,采取的理论与方法不同。

中医和西医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医学科学,在观点方法和手段上有很大的不同,从理论到实践自成体系。科学的特点就是理论与方法。观点方法和手段取决于医学家所处的历史条件、哲学思想、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中医和西医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与方法。

人类认知事物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经验 直觉"。东方人采用了这种认知方法。这种认知方法需要大量的实践,在实践中再形成经验,在经验的基础上,突然领悟出一个道理,它用类比推理方法提出一些概念和方法,把这些概念和方法验证后再发展成一些原理,用这些原理把握事物的整体,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再证明这些原理的正确性,反复多次形成理论。这些理论经过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中医在研究人体与自然时,采用了这种认知方法,同时还把古代哲学知识如"""阴阳五行""生消""八卦"等引用到中医中来,描述复杂事物的基本形态以及这些形态、状态之间是如何转化的。在反复的医疗实践中把这些哲学知识同医疗知识、医疗经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智慧。即独特的理论和观点。  

被中医融合后的哲学已不是社会哲学意义上的概括,而是同人体生理、病理、治疗、用药等有机融合在一起而产生的新理论。翻开中医著作,无论从人与自然、社会、还是人体的生理病理,脏象经络,营卫气血,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理法方药,预防养生等等,都包含著这种医哲融合的新理论。这些新理论是任何科学都没有的医哲交融现象。这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特殊性,即所谓独特理论体系。换句话说,中医用人文科学的理念构建起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些独特的新理论,是西医所不具备的,它是世界领先水平,是中医对医学的创造与发明,这也是中医学发展的机制,也是西医研究中医最头痛的难点。另一种是"实证 逻辑推理"

西方人采用了这种认知方法。在古希□最早采用了逻辑推理方法。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已发现逻辑推理的这种思维方法不全面,应加上实验,这就是培根的实证主义,即用实验加推理的方法。它的特征是还原论。它是一种将事物的高级运动形式(生命运动)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如机械运动),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规律的一种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它认为,各种现象都可以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要素的研究,可以推测整体现象的性质,它是近代西方科学的灵魂,西医研究人体正是采用了这种方法。

十六世纪意大利开始出现解剖学,把人体还原为各个器官,把器官再还原成细胞,又对细胞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又从细胞进入分子、基因,无休止的正在还原下去。企图还原成最基本的构成单元,研究它们的性质,通过分析它们的性质,最后推理出人体的性质。随著现代科学相对论的问世(相对论认为宇宙是一个无法彻底还原的整体)和量子论测不准原理的诞生;以混沌理论为基础的复杂科学的出现和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发现,从根本上动摇了,从理论上粉碎了,从逻辑上打垮了还原论。西医的生物医学模式也悄悄地变成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西方,开始出现了循证医学等新型医学科学。

第二,研究的角度不同,采取的手段不同

中医研究的是人体医学,西医研究的是生物医学。在揭示生命本质上,中医研究的是人的生命,揭示人的生命本质及其特征;西医研究的是生物生命,揭示生物的生命本质及其特征。在理论和水平上还处于生物医学模式水平,最多才把生物和非生物区分开来,把人、动物和微生物混沌为生物体,仍然把人当作生物体或动物去看待去研究,搞生物或动物实验。这完全忽视了人与其它生物体的根本区别,即意识的指导性和根本性。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现代医学只能是生物医学或动物医学或兽医学。中医就不同了,它一开始就把人同非生命体以及其它生命体严格区分开来。

《黄帝内经》开宗明义"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为万物之灵"。连中国民间也流传著"人是人鳖是鳖,喇叭是铜锅是铁"的名谣,它一句道破了生物与非生物,人与生物的严格界限。中医同时又把目标牢牢地锁定在研究人体生命本质的特征上,《黄帝内经》接著又说"气血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就是说,人体生命的本质是由形、气、神(或精气神)三部分构成的统一体。并用""(精神意识)把人同其它生物体严格区分开来。

精气神这个术语在中国是妇孺皆知的。当今随著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发展和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心理科学的发展,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人不仅仅是纯粹的物质存在,而是物质、信息、意识的统一。这种物质、信息、意识的统一,正是中医精气神统一的翻版。

不仅如此,中医还认为,生命整体的内部及生命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有著相互依存的联系,《黄帝内经》指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认为这种联系存在著年周期节律性、月周期节律性和昼夜节律性以及振荡性的特征。《黄帝内经》把这种联系称为"脏气法时""六节脏象"。把它作为生命特征的标志。以"阴阳应象""生气通天"来解释其联系的机制。

这种联系一旦被破坏,将意味著生命的结束和时间的终断。这一特征不仅体现在生理上,还体现在病理上,疾病的发生还有时间周期性和时间节律性的特征。如在日中、午后、五更或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些时间或节气时,人的发病率、疾病的复发率、死亡率都有明显的增高趋势。如临床常见"定时病""潮热""五更泻"等。现代实验研究证明了一年四季节气不同,动物小肠和肺脏内最能反映细胞能量代谢水平的乳酸脱氢酶B亚基的百分含量也各不相同。在小肠夏至较高,冬至最低;在肺脏则夏至较低,秋分最高。这与脏腑四季节律中《黄帝内经、平人气象论》篇说春"脏真散于肝",夏"脏真通于心",长夏"脏真濡于脾",秋"脏真高于肺",冬"脏真下于肾"。即小肠旺于夏衰于冬,肺旺于秋衰于夏的规律相一致。

现代研究也证明,健康人多巴胺的分泌相位曲线是冬至-立春-春分缓缓上升的,夏至到最高峰,而后缓缓下降,冬至达到最低谷;5-羟色胺则与上述分泌相位曲线相反。而春夏中发作,秋冬缓解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多巴胺约在立春之时却陡然上升,一直延续到夏至。而5-羟色胺内分泌相位曲线则倒置。

同时中医还认为社会环境的变化,会引起人体生命的极大振动,这在中医书籍中不乏其说。相反,西医在揭示生命本质及其特征上,建立的模式就很局限。在实验室里用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原理搞生物实验和动物实验。认为在生物身上实验有效的药物,在人体就一定有效。把人同动物、生物等同起来,脱离了人的社会存在以及自然对人的影响,更忽视了人同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有思维活动。

西医在对中医""的研究上下了不少功夫,效果甚微,因为他要找到对应的实体。中医讲的是功能失调的状态,怎么能找到对应的实体呢?这就等于用有线电话的模式研究手机一样。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中医证侯的实验研究,试图对中医证侯进行西医那样的量化、客观化。认为只有对中医证侯量化、客观化就是中医现代化。采用目前这种对中医证侯的研究模式是违背中医理论的。中医的证侯是客观的、动态的、丰富多彩的。它是通过四诊(望、闻、问、切)手段获取机体在某一时间条件下,对各种内外因素(包括机体生理功能及生物、化学、环境、精神、气候等各种致病因子)反应而呈现的生理、病理状态信息的综合判断的表述。

比如"少阳证"有寒热往来、口苦、咽干、目眩、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脉弦等症状,这些症状除脉象外,基本上都是病人的自觉症状,这些自觉症状的性质和程度,目前既无测定仪器,又无检验的客观指标,又如何客观化和量化呢?谁能对疼痛、忧虑、烦燥、情感进行量化或用数字表示出来?况且中医临床还有舍脉从证、舍证从脉、真热假寒、真寒假热、真虚假实、真实假虚、虚实并见、寒热错杂等复杂情况,还有医原性、药原性和情志致病,辨证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所以,机械的规范无法替代丰富的中医辨证。

西医对中医数据的处理也下了不少功夫。认为能用统计学处理就可以使中医现代化。科学的数据是要采用统计学处理的,关键是如何采用的问题。中医治病是辨证治疗,同病也可以异治,异治也可以同治,所以它不是一病一方的重复,而是治疗原则的重复,个案体现的是辨证的重复,而不是西医辨病的重复。如果采用现在这种一病一方重复的验证统计办法,是违背中医辨证论治原则的。这种统计结果,中医药的疗效不存在了,还不如安慰剂。

西医用动物模型对中医药理论进行验证,看其是否有科学性。现阶段搞的动物模型实际上是化学药物的中毒模型或人为的物理损伤模型。它与病人在临床上出现的证型有本质的区别。中医认为,人是形气神统一的全人,是社会、自然环境中存在的活人,是有思维意识的灵人,他进行的是复杂劳动,这与单纯实验室环境下的简单活动的动物有本质的不同。如人有职务升降问题,就业、失业问题,子女上学问题,家庭悲欢离合问题,劳逸过渡问题,求偶未遂问题,经济负担问题,隐私问题,医源性、药源性问题等等,这些动物是不具备的,但这些问题可以给人造成疾病。另外,有些症状是病人的自觉症状和表现,如口粘、口甜,逆气冲胸,心下痞满,西施皱眉,东施效颦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临床信息,如何用动物模型表达?

望诊、问诊、脉诊、舌诊都是中医临床重要的诊断手段,它是中医证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模型既不看舌苔,也不看脉象;既无法进行望诊,也无法问诊。试问,脱离了中医的诊断手段,这样的模型可靠吗?得出的结论能科学吗?它根本不能体现中医的特色。这种方法是生搬硬套,以西律中的霸权主义思想。我并不是说反对动物实验,但目前这种动物造模实验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取的。其实动物实验也不是西医的独创,中医曾经也有过实验。它不但有动物实验,还有对照实验,而且是世界领先水平的。李时珍《本草纲目》转述了八世纪陈藏器关于脚气病的病因实验。认为该病病因与食白米有关,让动物吃白米进行观察,发现"猫犬食之,亦脚屈不能行,马食之足重"

唐代王焘《外台秘要》记载,为了证实是否患了消渴病(糖尿病),让病人尿在地上,观察蚂蚁是否食之,以及蚂蚁多少来判断糖尿病及尿糖含量。晋唐医生为了观察患者黄疸减轻或加重,每天用白布浸染病人的小便后晒干对比观察,测试患者黄疸的进退。不过中医后来的发展没有沿著动物实验这条路走下去,而是把活人整体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进行大规模的实验,以观察社会和自然对人的影响,得出了好多科学的结论。如"天人合一""生气通天""异法方宜"等等。

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药在人体进行整体生理和病理状态实验,通过药证观察和养生保健,反复实验,揆度奇恒,反复总结,反复实践,逐步确立了药物的归经、升降浮沉、四气五味等性能理论以及方剂的七情合和理论,药证方证的辨证纲领,经过历代医家的不断临床实验,不断充实完善,才形成了今天见到的各类名方,以及八纲、六经、脏腑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气血辨证等辨证论治思维模式。这种实验比实验室的动物实验要复杂的多。中医为什么后来不搞动物实验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中医是复杂性科学,中医的科学性是复杂系统的范畴。它的理论体系经历了几千年的验证,而近代医学的发展,不过才几百年,它同中医的理论与实践,思维与方法截然不同。因此,不能用简单的西医理论与方法去界定中医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或作为证伪的标准。也不能拿西医的模式改造中医,剪裁中医,错杀中医。更不能用管理西医的模式管理中医。否则,就会有让大象钻针眼般的无奈。西医是科学,中医是科学;黄牛是牛,奶牛是牛,黄牛奶牛都是牛,是两个不同品种的牛。不能把黄牛改良成奶牛,失去黄牛应有的功能,也不能把奶牛改良成黄牛,失去产奶的功能。造成这种改良主义的根源,是对中医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的无知。

第三,文化背景不同,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在世界文化的"轴心期"时代。人类至今还没有走出这个"轴心期"。传统哲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是中国人思维的基础,经过千百年来的读诵体认,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其中畜牧文化时间较短,而农耕文化时间较长。西方畜牧文化时间较长,农耕文化时间较短,很快就进入了工业文化时期。西方人的思维除受畜牧文化影响外还受到了工业文化的影响,即还原论思维的影响。概括地说,畜牧文化注重空间、有形的实体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农耕文化重视时间、宏观、整体、意象的研究。例如,中国人在舞台上开门不见门,抬轿不见轿,骑马不见马;而西洋人却要见到具体实物,具体的结构,具体的位置。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医学,其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中医观察的是事物的现象、意象、表象,研究的是现象层面的规律,而西医观察的是实体,结构和具体位置,研究的是实体层面的规律。

基于此,

1、中西医各建构了不同的 "人体模式"。中医建构的是"唯象模式",西医建构的是"实体模式"。实体模式以解剖为主,观察人体结构的变化,生理和病理的变化,"唯象模式"的构造主要不是建立在解剖基础上的,而是在具有一定解剖知识前提下,通过对人体在外功能表象的观察,采取不打开"黑箱""司外揣内""取类比象""内景反观""心法和顿悟""试探和反证"等方法建构的一种模型。不是解剖脏器的实体模型。因此,中医的五脏不等于西医的脏器实体,而是其各此的功能体系。唯象模式不但淡化了解剖实体,甚至还出现了异化,《黄帝内经》"肝生于左"的提法就是指肝的功能表现在左侧,彻底与解剖实体分离,实是一种特殊的符号。

2、中西医各采取了不同的诊治方法。中医认为,现象是事物整体机能状态的外在反映,把整体生理状态下出现的现象,概括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把病理状态下的现象(寒象、热象、虚象、实象)用阴证、阴证去概括,把在死亡状态下的现象概括为"阴阳离绝,精气乃绝"。在病理状况下的这种机能状态所反映出现的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医的症状,如:乏力、腰酸、耳鸣、纳呆、眩晕等,这些症状基本上是模糊概念。一个个症状就组成为证侯,因人的体质、饮食、处居等不同,证侯因人而异,呈多样性和不稳定性。中医治疗就是辨证调节这种病理状态的个体差异。因此,中医治的是"病的人"。并不追究感染了什么病源微生物。虽然中医也有病因概念,其实是病机概念,是病理状态下机体反应规律的概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病因概念。所以说不是治"人的病"

西医治病一定要把病因搞清楚,才能确诊,在诊断上,采取了物理诊断、病理诊断等方法,直观、具体、精确,中医在诊断上采取了八纲、六经、卫气营血、三焦等辨证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是一个综合概念,不是具体实质脏器及其生理功能异常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模糊诊断。二者在诊断上的概念和方法完全不同,例如中医一讲肾虚,西医就把目光盯在肾脏结构及其生理功能上,或把它等同于某些激素的变化,找对应关系,其实中医的肾虚包括范围很广。如牙齿松动也是肾虚,骨质有病也是肾虚,头发脱落也是肾虚。这是认识上的误区。

在治疗上,西医采取攻击性、特异性、杀伤性的办法,因为它看到的是实体和病原微生物,所以有炎症就消,有肿瘤就切,它是"治病救人",治好病才能救人。相反,中医治疗则是"救人治病",不采用特异性、攻击性、杀伤性的办法,采用一种非特异性的调节手段。它认为,人的病理状态是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失和。因此在治疗上强调"和于数术"。它的思路是调动人体修复力,增强人体的抵抗力,把病态调节到自稳态。调节的任务是对体内实现稳态对外实现适应。不论从治则、治法,还是方剂配伍,处处都体现了一个""字,体现以和为贵的风范。同时还认为,"正气从内,邪不可干"不是没有邪了,而是邪不能干扰破坏、自稳态。提倡带瘤治疗,"与狼共舞"的观点。西医把人看作是一部可以拆散和组装的大机器,而不是具有高级自控调节能力的活系统,忽视了社会、心理因素,忽视了人的自我修复能力。

西医增加免疫力与中医扶正不同。给机体转移因子、胸腺太、干扰素,在西医认为是增加免疫力,但中医不认为是扶正,中医扶正而不是补正,通过治疗调节恢复机体修复力,抵抗力,恢复身体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代替它。因为扶正是促使机体自身产生一些物质,这些物质的综合作用,使机体在运动中求得相对稳定。上述药物进入人体后的作用是复杂的。一方面不只是使所需要提高的免疫因子细胞提高,也可能使不该再升高的免疫细胞因子和其它细胞因子升高。所以在机体产生作用的同时,影响了机体的自稳性。另一方面这些生物制品对人体来说,本身就是异体物,在它进入人体的同时就要引起免疫反应,这种非自然界的物质对人体自稳态是有负相作用的。

3.中医和西医对人体机能活动的概念表述不同。

形成这种思维偏差的本质是文化背景。就是说,中医注重研究的是世界和万物生长演变的持续,把握的是时间;西医注重研究实体构成及其空间中的展开,把握的是空间。时间和空间是共同存在的关系,而不是因果联系。从时空共同存在的关系看,中医和西医二者永远做不到真正沟通。无论用中医去研究西医,还是用西医来研究中医,永远不可能从空间一端走到时间一端,即不可能从时间走到空间。但时间与空间却有某种程度的概率性的对应关系,寻找这些对应关系,是有益于临床的。

二、以中医本身理论与方法为主的自我更新

中医现代化是整个中医界关注的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毫无疑问,中医是需要现代化的。但如何现代化,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选择什么样的切入点,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中医的现代化,不是简单的当代科学化,也不是中西医结合化,而要用复杂性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医这个复杂性科学的。

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用"实证 逻辑推理"(即还原论)的方法解决问题是很有限的,对于解决复杂问题,这种方法就显得苍白无力。中医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有机整体,人的生老病死都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基与此,把人置于自然、社会之中考察,医学家们就自然而然的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人体生命科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吸收到中医学之中,用于探讨人体生命的本质和特征以及防治疾病的规律。对这样庞大的整体,中医只能用多学科的知识从宏观去研究,从系统去把握。几千年来,中医就是用这种理论与方法去解决复杂事物的。因此,解决复杂事物的理论与方法,就蕴藏在中医本身。

研究复杂科学的方法论提示人们:对复杂性科学来讲,除了研究其基本概念、性质外,重点要研究三个问题:

第一,系统集成的方法,对整体性质的影响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复杂的事物是由好多单元组成。但其中基本单元对整体是起作用的。因此,对整体来说,由什么单元组成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单元如何集成、如何组装的。中医脏象理论对人体的功能活动进行了科学的提示,确立了功能程序系统为中心的宏观调控理论,这个系统中的子系统是由心、肝、脾、肺、肾五大脏象功能组成的。子系统中的五个基本单元是对母系统的宏观调控起着重要作用的,如何把基本单元的五大脏象功能进行集成和组装,发挥对宏观调控的母系统性质的更大影响。

从现代科学看,不论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生物信息学、代谢组织学等新学科的特点看,其核心是网络,网络的概念并不仅限于物质层面,还有信息层面。它们的功能是调整。中医用阴阳、五行、气建立了自己的网络调节系统。用信息论的理论讲,它们都是信息层次的概念。阴阳起总信息调节作用,在脏象理论中阴阳就代表著脏腑的功能系统,五行通过生克制化关系调节五脏,属信息层面的调节,气是气血津液精这五个物质层面生化信息的流通。这样一来,五行调节五脏层面,气血津液精又由脏腑化生,又作为脏腑活动的物质,它的生化过程体现了脏腑的活动情况,通过它就能了解脏腑功能活动的状态。这两个层面,尤其是五行(五脏)层面的状况直接影响阴阳(脏腑)这个最高层面的调节。故在病理状态下,通过调节最高层面去调控五行这个子系统层面。

中医治疗立足于调节阴阳,这是中医的高明之处。调节阴阳中医方法较多,如阳病治阴,阴病治阳,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等等。把阴阳调节到动态平衡,即"阴平阳秘"状态。所以中医要把以上新兴学科引到自己学科中来,用这些学科的方法来解决自己学科的问题。又如,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社会、自然这些基本单元无时无刻都在影响人体的基本单元,对这些基本单元如何集成和组装。人体又是一个整体,由人体内好多基本单元组成,对这些基本单元如何组装和集成。同理,方剂是一个整体,它也由许多单元(药物)组成,其中基本单元(主要药物)对方剂这个整体起作用,如何采取不同的组装、集成(配伍),对整体(方剂)的功能和性质起更大的作用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很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实现中医药理论和方法的自我更新。

第二,着重研究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对整体性质的影响。从理论上讲,部分对整体性质是有影响的,但部分之间的关系很重要。这种关系就是排列组合关系,排列顺序不同,功能就发生了变化。由于对各个部分的排列和组合不同,对整体性质的影响显然是有别的。在复杂事物中,深入研究各个部分之间的排列关系和组合关系是解决复杂问题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在中医中常常被体现,如《伤寒杂病论》就体现的非常好,书中所用药物虽然不多,但它重视药物之间的排列与组合,构成了千变万化的方剂,解决了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由于药物排列组合不同,主治功能能发生变化。主要是:

1、方药增损使一方转化为另一方。如真武汤与附子汤,两方均有附子、茯苓、白术、白芍,唯前者配以生姜,后者去生姜加人参并加大了白术附子用量。其主治功能就发生了变化。前者温阳利水,治阳虚水泛;后者温经除湿散寒,治阳虚寒湿身疼。

2、药物用法不同,产生不同效应。如附子生用,回阳救逆功显,炮制后的附子,镇痛之效显著。大承气汤之大黄与诸药同煎,附子泻心汤之大黄却用麻沸汤渍,使药物发挥不同效应。

3、配伍有殊,产生不同作用。一味药物由于组合的形式不同,就产生不同的功效。如麻黄配桂枝则发汗解表(麻黄汤);配石膏则能发越水气(越婢汤);配白术则微发汗祛湿(麻黄加术汤);配附子则温经通阳(桂枝芍药知母汤)。

4、主药不变随证加减的排列组合。张仲景以麻黄散寒、杏仁宣肺利气、甘草和中组成了"三拗汤",并以此为基,遇寒加桂枝组成"麻黄汤"用于寒邪束表;遇热加石膏组成"麻杏甘石汤"用于热壅于肺;遇湿加薏仁,组成"麻杏苡甘汤",用于风湿□痛。

5、药量差异的排列。组方药味虽同,但药味的用量不同,轻重的比重互换,则会引起方之君臣佐使位置改变,从而方剂功效和主治随之发生变化,如"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药味虽然相同,都由大黄、厚朴、枳实三味组成的,但由于排列次序不同,就发挥不同的整体功效。厚朴三物汤以厚朴为主药,用治气胀便秘;小承气汤以大黄为主药用于肠热便秘。又如桂枝附子汤与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方药相同,仅桂附用量有异,前者量重(附子)故治风湿烦疼;后者桂附之量较轻,故治阳虚脉促胸满恶寒。盖附子之用,小量温经回阳,大量则镇痛。

6、阴阳对峙,相反相成。这种排列组合法就是拮抗作用和协同作用的统一。(1)表里同病,需散收相伍。小青龙汤、射干麻黄汤、桂枝汤者是发散药和收敛药相并列,既相反又相成,刚柔相济,散中有收,开中寓合,使表解里和。从而调整了肺的宣发肃降功能。(2)虚实并见,需攻补兼施。攻为祛邪而用,补为扶正而施。如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鳖甲煎丸,均是攻补兼施,寓补于消的排列组合。(3)寒温错杂,必温清并用。温以除寒,清以除热。如黄连汤就是按温清并用,寒热兼施排列组合。可见,一个复杂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组装集成方式决定了对整体产生的巨大效应。

第三,多数药物组装起了是很复杂的,其中有些单元或方位就是敏感点,或枢纽点,就象开关这个位置一样,一按能通电,一拉能断电。所以除了研究复杂事物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外,着重研究重要环节过程中的"重要位置""枢纽点""敏感点"、马克思称为"关节点"。把这些重要点搞清楚了,就会起牵一发动全身的功效。这就提示我们:通过穴位去研究经络的本质;通过主药去研究处方的整体效应;通过治则去研究中药在体内发挥作用的机制;通过典型个案去研究疾病治疗的规律;辨证是中医诊断疾病的重点和难点。

证有不稳定性、个体性、表象性、模糊性的特征。但证中有主症,它对证侯起重要影响,正如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举"。针对主症就能改变复杂事物的体系状态。所以在中医诊断学建设和发展上,找准切入点,研究各种证侯的标志性物质是至关重要的。六味地黄丸中肾脾肝三补三泻,提示了补肾阴必须肾肝脾三腑同治,单纯补肾阴临床效果不好。可见肾阴虚、脾阴虚、肝阴虚是相互渗透的,不可截然分开的。一损俱损,这六味药组成三补三泻,对维护全身的真阴产生了巨大的效应。所以六味地黄丸常被临床广泛使用。八味丸是补肾阳的名方,是由六味地黄丸加肉桂、附子两味温阳药组成的,给人们提示补肾阳要在大队滋阴药的基础上加少量补阳药,反之则临床效果不好,肾阳虚中包含了肾阴虚的内涵。这两味补阳药对整个方剂的功效起著决定作用。

六味地黄丸是公认的滋补肾阴的好方剂,但它和左归饮只有一两味药的变化,都是补肾阴的代表方剂,但补的方法却大相径庭。六味地黄丸是壮水制阳,泻的是虚火,而用丹皮、泽泻苦寒药,对虚火不利。

张景岳根据阴阳互根的理论提出"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助,而泉源不竭"。去掉六味丸的丹皮、泽泻苦寒药,换成了枸杞、甘草,两味药的变化使整个方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名为"左归饮"。全方地黄、山药、茯苓、枸杞四味药均性味甘平,山芋、灸草二味甘温,全方合起来性味甘平偏温。体现了阴中求阳的思想。平衡了肾中的阴阳,抓住了滋化源补肾阴的关键。

《伤寒杂病论》也体现了抓"重要位置"的思想,如以百合为主药的百合诸方,以茵陈为主药的茵陈诸方,以石膏为主药的白虎诸方,在配方中就体现著这一观点,又如在桂枝汤中桂枝芍药等量齐观,若把桂枝量增加(桂枝加桂汤)或把芍药量增加(桂枝加芍药汤)使桂枝和芍药分别转入了"重要作用的位置",功能和主治立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前者降逆平冲,治水气冲心。后者温阳和络,治脾伤气滞络瘀的腹满时痛证。再无原方解肌祛风调和营卫的功能了。又如,中医认为气血之间相互依存,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血能载气,气能摄血,西医也认为血的运行是以氧和血红蛋白结合形成。所以,在气血这个问题上气处于重要位置。中医在治疗血虚证的"当归补血汤"配伍中,补气的黄_就五倍于当归。所谓有形之血不能速生,需补无形之气。治疗血□的"_桂枝五物汤",补气的黄_就是重要位置,以温气来活血除□。治疗中风偏瘫时,黄_仅达四两(120g)"补阳还五汤"以温气阳来活血化瘀。

以上研究复杂性科学三个重要方法(系统集成、排列组合、重点位置)在中医药中常被采用,尤其是方剂配伍,但未深入研究。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地深入研究,是解决中医自我发展的重大课题。

中医中虽然含有复杂性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但还不系统,有些术语和概念需要用现代语言表述,有些理论范式需要用现代理论规范。所以,要对中医传统理论与方法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即在原根上嫁接,不是截枝和节外生枝。它包括概念的现代转化,命题的现代转化,理论范式的现代转化以及科研方法和程序的现代转化等。要进行创造性地现代转化,就要有机地吸收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包括有些学科中相关的方法和成果吸收等。从中寻找传统医学中具有现代意义和价值的理论和方法。这种寻找也要根据中医自身的体系结构进行。给传统中医理论赋予现代内涵,使其成为现代的中医理论。同时要特别重视融合、同化其它新兴学科成为自己理论体系中新的理论与方法。

从中医整体观念出发,采用系统生物学理论;从整体、细胞、分子水平上入手,借用细胞生物学、分子免疫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技术,并结合数、理、化学、信息学、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以及哲学等学科中相关的方法和成果,进行多层次、全方位、多学科联合攻关。如用细胞生物学理论研究中药与病毒的相关性,就能解决中药抗病毒的机制。病原微生物所以能致病是因为它能进入细胞内,影响细胞复制过程,其结果是细菌与病毒细胞大量复制,正常细胞的复制被抑制。在分子的复制和组装过程中,需要理化环境,需要营养,溶液的理化性质就成了"关键"因素。溶液(包括酸碱度、营养元素、各种氨基酸、稀有元素)就是细胞质。血液的一种功能就是调节细胞质的这种平衡。由于人体内所有的复制过程都是在细胞质这种溶液环境中进行的,这些溶液的理化性质,如成分、浓度、酸碱度都会对这些过程产生影响。

人体在某些因素影响下将会使这种溶液的理化性质发生变化,溶液中的一些成分变化了,就可能有益于细胞或病原微生物发生非正常复制,就会致病。因为溶液是整体的,服用中药后,溶液的理化性质会改变,变得不利于细胞或病原微生物的非正常复制,就使得机体恢复正常。这是可以通过实验证实的。如细胞的复制在什么样的细胞质中复制得快,中医用什么样的药抑制了这一过程。中医可以利用现代仪器从这个方向来研究。从细胞的复制,从复杂的科学体系来研究。人吃牛肉、羊肉是为了补充自己的营养,长自己的肉,而不是长了牛的肉、羊的肉。引进相关学科知识亦应如此。《黄帝内经》就是多学科的融合。但它牢牢地把握住了宏观、整体、系统六个字,并把合、活、和三字贯于其中,把握了重点和关节点,而吸收融合了古代多学科的知识,在反复实践中同化成自己的新理论。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那就是"变而不失其正,遣形而存神",在两千多年以前,《黄帝内经》告诫后人:"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