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奇谈医 (1)

何绍奇 转自民间中医网

何绍奇先生简介

何绍奇(1944～2005)四川梓潼县人。1961年在梓潼县医院拜师学医，毕业后先后在乡、区、县医院工作十余年。1974年～1978年任梓潼卫校教师、绵阳卫校西学中班教师。1978年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届中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获医学硕士学位，留院任教。1982年晋升为讲师，1990年晋升副教授，主讲《金匮要略》、《中医各家学说》等课程。1994年～1996年应欧洲中医进修培训中心邀请，赴荷兰工作，被聘为该中心终身教授、阿姆斯特丹门诊部主任、荷兰中医学会学术部专家。1997年～1998年应聘为北京医科大学药物依赖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中医戒毒药的研究。同时兼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所治则治法研究室客座研究员。2003年被聘为中国中医药报第二届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2003年到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任教。

何绍奇先生在中医药学术及临床方面具有高深的造诣。2000年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医卷》副主编、病证分支主编。主要著作有《实用中医内科学》（编委）、《现代中医内科学》（主编）、《读书析疑与临证得失》、《绍奇谈医》等。他一生为人正派，性格爽直，学风严谨；他精通医理，书读万卷，堪称“中医活字典”；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用药果敢，屡起疑难大症。中国中医药报从2002年起为其开设《绍奇谈医》专栏，系列报道了他的治学心得和临床经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他文笔犀利，文风朴实，先后为本报撰写了80余篇稿件，内容涉及医理、临床、医史、医话、中药等，字字珠玑，见解独到，吸引了大批读者。他在香港任教期间，忘我工作，贡献良多，深受学生和同事的爱戴。

制作此书的缘由

12月10日阴

时间已经是冬天了，天气有点冷，广西是没有暖气的，捂著两只脚，却怎么都捂不暖。外面天气有点阴，也不知道多少天未见著太阳了。

学医初始受岳美中先生的影响非常的大，那时总是喜欢读岳美中医话，就好象在聆听一个老者的教诲。我一直都认为读书就是在和作者进行交流。有时是心灵的接近，有时是思想的碰撞。所以一直以来也保留著深夜读书的习惯。

接触临床后，让我第一个取得好效的是朱良春先生的方子，从那以后对朱氏一派，便报著深厚的感情。从章次公先生到朱良春先生，再到其弟子何绍奇先生和邱志济先生，他们的书籍或者文章我都是靡心收集的。

第一次读绍奇谈医，记得还是今年的三四月份的时候，当时读的是《附子为百病之。被深深的吸引了，觉得绍奇谈医，生动而又有学术性。绍奇先生以夹叙夹议的方法，让人觉得其实他是在讲一个故事，而不是在谈学术,与一般的医学文章大不一样。从那时起，就开始慢慢的收集绍奇谈医，一直到今日。只可惜到今日还是未能收齐，尚缺著几篇。

7月份的时候，偶然在网上一论坛看到绍奇先生逝去的文章，当时并不以为意。觉得只是一个玩笑罢了。怎知确是真实的。

做为一个学医的人，生死应该是会遇到得比常人多一些。所以，应该有著更多的面对生死的勇气。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于是便有了把收集到的绍奇谈医这些文章做成一本电子书的想法。抱著这种想法，认真的摸索了制作电子书籍的程序，花了不少的时间，最终做出了这本书。虽然不能算很优美，但是却浇注著我的感情。

丁香花2005年12月10日晚

论医学经典 

1.论《内经》

《内经》是一本非常了不起的医学著作，当中论及的许多医学观点是中医学的菁华所在。

1.1体质

《内经》非常重视对人体质的观察。

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体质。关于这一点，许多香港人都有留意到。香港人总喜欢说：“此人属寒底、彼人属热底。寒底的人不可随便服食寒凉之物；热底的人则不可随意服食燥热之品。”其实关于人的体质，不仅只有寒热之分。如体瘦、舌体较细的人，多属阴虚体质。故医者在治疗此类病人时应注意“阴虚往往可致火旺”这一点，要小心运用燥热伤阴之品。又如肥胖的人，或俗称“两头尖”的人(即肚子特别肥胖，而显得头足细小的人)，此类人多有痰湿，运用滋阴之品时就要特别注意了。《内经》中有许多内容是描述人的体质的，如《灵枢.阴阳二十五形人》中就从体质的角度把人分成“金、木、水、火、土”等五种类型。在临床上我们必须要随时观察病人的体质，清代著名医家叶天士在诊病时就相当重视这一点。

1.2 疾病的传变规律

中医认为每个疾病都有自身的传变规律，如《伤寒论》中提及的六经传变、温病学里的卫气营血及三焦传变等。我认为，疾病的传变规律，基本上是按照五行“相乘”的道理，即“木?土?水?火?金?木”此顺序。故《金匮要略》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说的正是这一点。我认为五行间的相生相克本来就有一定的规律，因此在运用五行学说来解释脏腑间的关系时，不能过于盲目。如“脾土是否为命门之火所生”呢？在中医理论里，真正属火的脏腑是“心”，故在考虑命门和脾的关系时，绝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心与脾的关系。

在此附带提出一点。在当时，《内经》已经相当重视精神环境的改变对人的影响。如《素问.疏五过论》言：“凡未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留连，病有所并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为挛。”

1.3 六淫

《内经》相当重视六淫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如《素问.至真要大论》就说：“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而“病机十九条”中对六淫之证也有描述。可惜，对于《内经》中的许多内容，教科书的解释常不得要领。如“诸痉项强，皆属于湿”(《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此句话，一些教科书的解释是：“因湿邪阻碍经脉阳气，以致颈项强直。”我认为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一般来说，引起项强的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寒气；另一则是湿邪化热所导致的阴伤。而《内经》此句话所说的，正是指后者而言。因此教科书的解释，是忽略了湿病也有传变的一面。

1.4 辨证论治

当医者一开始面对病人时往往会问：“您哪里不舒服？”也就是说，在面对疾病时，医者首先必须要辨清疾病的位置(即“病位”)。另外，医者在治病前还要辨清疾病的性质(即“病性”)。上述所说的这两个要点，正是中医所说的“病机”。“机”，就是“关键、要害”的意思。在面对疾病时，医者必须要先看清疾病的要害在哪里，更具体地说，就是辨清中医所说的“八纲”。中医的“八纲”，是“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此八纲固然重要，但还有另外二纲我认为是同样重要的，就是“气”和“血”。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调理气血是很重要的。《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此段经文是说，我们在面对疾病时，必须要先把握疾病的病机，找出哪一个脏腑出了问题，再按照疾病的性质作治疗，要“用热远热用寒远寒”(《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切忌犯了“虚虚实实”之戒。“疏其血气”这句话，有些中医书认为就是“行气活血”的意思，其实是不对的，此话除了“通”的意思以外，尚包含了“补”的意思。因此《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中医治病，是强调“调整”的，即调节失衡之处。故《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即使是要疏通气血，也是随著疾病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太半而止，过者死。”也是强调这一点。

至于具体的治法，就要按病位、病性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另外，《内经》反复强调医者在面对疾病时，必须要辨证论治。以“咳”为例，《素问、咳论》言：“五藏六府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因此，不要一遇到咳就只知道治肺，或只是想到用“止嗽散”。我曾经看过一位医生在治疗咳嗽时，竟然有七成以上的病人都用“止嗽散”，可见其医术水平有多高了。如“痿证”，不要因为“治痿独取阳明”一句话，就把所有痿证都从阳明论治了，要知道《内经》在讨论痿证时，可是同时论及了“痿□、筋痿、肉痿、骨痿及脉痿”(《内经素问.痿论》)的。因此在治疗痿证时，怎么可以不先辨清病机呢？又以“糖尿病”为例，这个病现今越来越普遍。在四十年前，内地经济条件差，得此病的人很少，但随著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得此病的比例不断上升。其实，这种情况跟经济改善，人民的饮食变得越来越丰盛很有关系。关于这个观点，《内经》早有提及。《素问.通评虚实论》言：“甘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对于糖尿病，我常常从“脾胃”论治，因为现代人的饮食过于丰盛，反因此而伤了脾胃，使水谷运化失常而得此病。

作为一位医者，必须要先学好辨证。我曾经在贵州治疗一位患疟疾的病人，此人除了有寒热之外，还感觉头痛如破、身痛如被仗，非常痛苦，我用了“柴胡桂姜汤”，数剂而愈。此病若非辨证准确，恐怕难以治好。

1.5 诊法

《内经》记载了相当多的有关诊法的内容，特别是望诊和脉诊两部分。可惜这些内容如今却逐渐被医家们所遗忘了。

1.5.1 望诊

现今许多医者愈来愈忽视望诊的重要性。事实上，《内经》对于望诊的描述是相当详细和生动的，以望“颜色”为例，《素问.脉要精微论》曾说：“夫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蓝；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苍。”所谓“重漆”，就是古代用以涂棺木的漆，其色黑而光亮；而地苍之色，则有如煤炭般。

1.5.2 脉诊

脉诊对中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现今一些医者，姑且不谈他们对古代有关脉学的理论认识有多少，令人失望的是他们竟然连把脉的位置都搞错了。我曾经见过上海一位很有名望的老大夫，他把脉的位置竟然在掌侧前臂桡侧中部(相当于手太阴肺经“孔最”穴附近)，在这个位置上把脉可以诊断到什么疾病吗？中医如此能不灭亡吗？

《内经》对脉诊的描述非常详细，以脉学所说的“胃、神、根”为例，中医非常重视胃气，正是“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那么有胃气的脉象是如何呢？《素问.平人气象论》中有此描述：“脉弱以滑，是有胃气。”“以”字即“而”的意思，在此所谓的“滑”，是微有滑象之意，这要在临床上慢慢地用心体会。神，乃“从容和缓”之意。即《濒湖脉学》所言：“缓脉阿阿四至通，柳梢袅袅□轻风；欲从脉里求神气，只在从容和缓中。”

对于脉象，《内经》的描述更是生动。《素问.脉要精微论》言：“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就这么几句话，就把四季里平人的脉象说得淋漓尽致了。

曾有一位名为萧熙的医师，他是江西人，在当地颇有名望，病人很多。有一天，一位女士来求诊，萧医师在诊脉完毕后，问这位女士月事是否已至？这位女病人听了此话后，面露不悦之色，并说：“你这位医师，连把脉都不能够判断我月经的情况，看来你的医术也不过如此而已。”说完后即忿然离去。萧医师听了此话以后，颇为内疚。遂辞去了工作，赴广东寻访名医，希望能潜心学习脉学，后来果然学有所成，凭脉诊就能洞悉许多人的疾病，并得了“神脉萧熙”的称号。

1.6 如何学《内经》

关于学《内经》的方法和步骤，可概括为“诵、解、别、明、彰”等五个字。“诵”，即诵读，是学习《内经》的第一个步骤。学习《内经》，必须要勤于诵读书中条文，为的就是要加深自己对此书的印象。由于《内经》中所包含的医学理论颇为深奥，因此读者在一开始研读此书时，不必强求自己一定要明白书中所有的内容。我研究《内经》几十年了，但对此书的许多内容仍不能参透。我在北京念研究生时，我的一位老师-任应秋老先生就非常勤于诵读《内经》的经文。记得有一次国内举办了一个活动，邀请了国内多位名老中医(如邓铁涛老先生等)畅游山水，当这些老先生们在忘情于美景的时候，任老先生却始终独自坐在一角，手捧《内经》不停地诵读。我在《内经》的研习上，光是诵读就足足花了十年的功夫，但比起任老来，却还是差远了。

“解”，就是“读通”的意思，在对《内经》的经文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以后，就可开始去理解经文的大致意思了。“别”，即“辨别”的意思，就是对《内经》里的内容作反复的比较，从而使自己对经文有更进一步的理解。“明”，就是“明白”的意思，是对《内经》的经文有较通彻的理解，并具备了实践经文中所载理论的条件。“彰”，乃“发扬光大”的意思，中医是一门重视实践的科学，因此，在通晓《内经》的内容后，必须要把其学术理论应用到临床上，如此一来可验证自己对《内经》内容的理解正确与否，另外也可真正地把《内经》发扬光大。

由上述所说的这些内容，可见《内经》并非就只是教科书所说的“一本中国早期的医学著作”而已。这本书，事实上已说明了中医的学术理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迈向了成熟的阶段。

2.论《难经》

在同一时期中，有另外一本医学著作，名为《难经》。这本书是根据《内经》的内容而提出了81难，并就81难逐一加以讨论。然而，若仔细阅读的话，可发现其实这81难所记载的内容，绝大部分在《内经》中就已经有了非常详细的讨论。因此，我认为教科书把这本著作评价得太高了。如《难经?六十一难》曰：“经言，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而此一难中所提到的“望五色、闻五音、问五味等”，在《内经》里都有提到，而且论述得非常详细。至于在切脉部分里所提到的“诊其寸口”，《内经》的论述就更为详细，如《素问.经脉别论》言：“气归于权衡，权衡以平，气口成寸，以决死生。”就说明了诊寸口脉的重要性。

我认为《难经》中唯一对中医的学术思想有较大的发挥或影响的，是三十六难中有关“命门”的说法。其言：“藏各有一耳，肾独有两者，何也？然。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知肾有一也。”《难经》在此明确提出“左肾右命”的说法，是《内经》里没有的。虽然《内经》也有提及“命门”，但书中认为命门是“目”(《灵枢.根结》)，与《难经》的观点截然不同。《难经》中有关命门的观点对后世许多医家的学术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如张景岳的左归饮及右归饮等方剂的创立，就是受到《难经》的影响。

3.论《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药学著作，此书共记载了365味药，这个数目正好应太阳一周天(地球绕太阳运行一周所需要的时间)。全书把药物分成上、中、下三品。这三个种类的药物各自具备不同的毒性与功效。以上品为例，这一类药物多具有“补”的作用，故《本经》言：“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

现今许多医者认为《本经》的记载有太多错处，因而弃之不用，是一件很可悲的事。以“人参”为例，《本经》有以下的描述：“人参，味甘小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有人因此而提出质疑，认为人参应该是温性的，而非《本经》所说的“小寒”。事实上，《本经》里所说的人参，是指“野参”而言。现今在市面上所流传的，多是人工种植的，其性自然有所不同了。又以“麻黄”为例，许多人皆以为麻黄只有“发汗解表，止咳平喘”的功效，就是不知道麻黄还有治疗“症积”的功用。《本经》说：“麻黄破症坚积聚。”大家不妨想想看为什么阳和汤要用麻黄(“阳和汤”出自王洪绪的《外科证治全生集》，由熟地、肉桂、麻黄、鹿角胶、白芥子、炮姜、生甘草等7味药组成，主治外科一切阴疽。)，此药在这里并非用以发汗，而是藉其发散之力以通阳，使积聚得以散去。“当归”此药物，不仅能补血活血，根据《本经》记载，还可以治疗“咳逆上气”，这就是为什么苏子降气汤与金水六君煎等治咳喘的方里都用到当归的原因了。另一个例子是“黄耆”，《本经》记载此药可以“治痈疽久败疮，排脓止痛”。因此临床上若见久疮、或伤口久不愈者，都可以重用黄耆，其药量可至60-90克。我以前曾经治疗一位小腿开放性骨折的病人，这个病人骨头虽已愈合，但伤口却始终不愈，结果我就用大剂量的黄耆加以治疗，病人很快就痊愈了。又有一位病人，其大腿处长了一个瘤，如手掌般大，到了英国诊治，当地的西医认为此瘤很可能为恶性，因而决定以手术切除，手术过程顺利，唯如掌大般的伤口经历数周后却始终不愈，后来病人找我诊治，我仍是用大剂量的黄耆，结果服药仅仅数天伤口就愈合了。我用黄耆的理据，就是从《本经》来的。临床上，当我遇到伤口久不愈的病人，常用一个经验方-参耆归杞汤，其中用大剂量的黄耆，配伍党参、当归、枸杞等药，并可加老母鸡(无老母鸡，可用小鸡或排骨等)一起煎服，因为老母鸡是血肉有情之品，有助于伤口组织的生长(正因如此，故肿瘤病人反而不适宜吃老母鸡)。若伤口有脓的话，则可加白芷、桔梗及银花等药物以排脓。

《神农本草经》原书已经佚失，现今的版本是经宋代学者重新整理后而流传下来的。尽管如此，这本书对习医者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如今中药学里一些重要的理论如四气五味等，就是从这本经书来的。

关于仲景方用药剂量的问题

一. 众说纷纭

由于从汉代至今，二千年来，度量衡的标准屡有变更，仲景方的用药剂量，一直困扰著业界。即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用得最多的剂量单位“两”而论，就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远的不说，同是明代人，张介宾说：“古一两，为（今）六钱”。李时珍则说“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相差六倍之多。清人徐灵胎说：“古一两，今二钱零”，王朴庄则说：“古一两，今七分六厘也”，章太炎又说：“汉之一两，当今三钱四分”。日本学者采用公分制，也有一两等于1.42克和2克的不同说法。这真叫人无所适从了。

二.有了一个标准

高等中医院校教材《方剂学》（1995年版）在“古方药量考证”中说：古今医家对古代方剂用量，虽曾作了很多考证，但至今仍未作出结论。但汉、晋时期的衡量肯定比现在为小，且用法亦不相同。仲景之方每剂只作一煎，多数分3次服用，今则每剂作两煎，分2至3次服。所以其用量差别较大。本教材对古方仍录其原来的用量，主要是作为理解古方的配伍意义、组方特点，以及临证用药配伍比例的参考。在临床应用时，须参考《中药学》和近代各家医案所用剂量，并随地区、气候、年龄、体质及病情需要来决定。

兹将该书提出的古今剂量折算列表于下：

汉代剂量折合中药秤十六两制剂量折合米制剂量

1两1钱3克(尾数不计)

1升3~9两+/-9~27克+/-

1合0.3~0.9两+/-0.9~2.7克+/-

1方寸匕5~8两+/-2~3克+/-

1钱匕3~5两+/-1~2克

在《伤寒论讲义》（1985版）中，也有这样一张折算表：

古今剂量折算表

汉代剂量折合中药秤十六两制剂量折合米制剂量

1两一钱3克

1升六钱至一两18克至30克(若作容量计算，则折合60~80毫升)

一方寸匕二钱至三钱6克至9克

1钱匕五分至六分1.5克至1.8克

除了采用李时珍的说法，一两折合一钱即3克相同，其它仍然与《方剂学》（同一套教材！）存在出入。特别是在一升和一方寸匕上，出入太大。今日中医处方用克计量，剂型也以汤剂为多，目前汉一两等于今一钱即3克的说法，基本上是合符临床实际的。例如桂枝汤，仲景原方用桂枝三两，折合今9-10克；麻黄汤用麻黄三两，亦折合今9-10克。十枣汤，原方用大戟、芫花、甘遂等等，捣为散。强人服一钱匕，羸人减半，今用1.5-1.8克/日，不效，次日可增至2.5-3克；小建中汤用胶饴（饴糖）一升，合今60-80毫升，也是可以的。这就为初涉临床者提供了一个具有指导性的标准。

三. 还有若干疑问

仅管有了这样一个大致可行的标准，但在许多问题上还有疑问，需要探讨。例如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一两十六铢，芍药、生姜、炙甘草、麻黄各一两，大枣四枚、杏仁二十四枚，按6铢为1分，4分为1两，即24铢为1两计，虽说是小汗之方，但剂量就太轻了。

又如桂二越婢一汤：桂枝十八铢，麻黄十八铢，芍药十八铢，炙甘草十八铢，石膏二十四铢，大枣四枚、生姜一两二铢。折合下来，桂枝0.75两、麻黄0.75两、芍药0.75两、炙甘草0.75两、石膏1两、大枣四枚、生姜1两（2铢无法折算）。再按1/10的比例折合现代用量，则桂枝、麻黄、芍药不过2克，石膏不过3克。

徐灵胎《伤寒论类方》说桂麻各半汤就按他的“古一两，今二钱零”折算下来，已经是很小剂量，还要分三服，“犹勿药也”（等于不吃药），看来他也感到惶惑。今人郭子光《伤寒论汤证新编》可能也看到折算下来剂量太小，乃将桂麻各半汤的桂枝用6克，芍、姜、甘、麻、杏各3克，枣4枚；桂二越一汤，桂、芍、麻、甘各3克、石膏12克、枣4枚、姜3克。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古一两，今一钱”的标准，对某些方也许差不多，但对以上这些方，就有疑窦了。

再如石膏的用量，《伤寒》《金匮》均有“鸡子大一枚”之方，而在大清气热的白虎汤中石膏用量为一斤，照现在这样的药量折算则为一两，而且还是16两归斤的一两，实折今31.25克，去掉尾数，则为30克。鸡子大一块石膏，今日实秤为50多克，而作为小青龙加石膏汤的变方，方中用石膏不过是清其郁热的厚朴麻黄汤，却用鸡子大一枚，比白虎汤的的石膏还多，有是理乎？从前，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姜春华先生，姜老也觉得不合适，他开玩笑说：“可能汉代的鸡蛋比现在小，但汉代的鸡蛋是多大？我们怎么知道？”今人于急性热病，当用石膏者，远不止30克之量，张炀纯治“脑膜炎”用至每剂120克；蒲辅周治“乙脑”暑热型，虽9岁儿童亦用至60克。因此，按汉1两约等于今1钱即3克的折算法，1斤等于16两，则仲景白虎汤之一斤只合今30克就恐怕是“病重药轻”了。

又如仲景书中附子的用量，四逆汤用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强人可大附子一枚。桂枝附子汤用附子三枚，炮，去皮，一枚破八片。附子是我家乡四川江油的特产，四逆汤的附子，常人取中者即使如乒乓球大，也在15克以上，大者则在20克以上。桂枝附子汤用三枚，则有50克━60克之多。

再如麻黄汤中，杏仁七十枚，实秤为27.5克，此方君麻黄，臣桂枝，杏仁是佐药，没有用如此大量的道理。桂枝汤中，桂枝、芍药、炙甘草、生姜剂量都照“古之一两，今用一钱”，改了，但大枣原方是以“枚”计，无法改？只好照原书写上十二枚，这么一来，大枣用量就大大超过君药。

至于百合病诸方，俱用百合七枚；炙甘草汤，用大枣三十枚；桃核承气汤、大黄牡丹汤桃仁俱用五十枚；□当汤用水蛭三十个，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仲景药量比今天重。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

四.应当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于此，前人早有认识。如《活人书》云：“桂枝汤，西北人四时行之，无不应验；江淮间唯冬及春可行之，春末及夏至以前，桂枝证可加黄芩一分，夏至后可加知母半两，石膏一两，或加升麻一分。”张锡纯认为：古今气化或有不同，古人禀赋比今人强，故其分量与药味，恒有所增减。古今气化有多大的差异？古人的禀赋是不是强于今人？不太好说，但是，他又说用药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不必定以三钱（指麻黄汤麻黄的用量）为准也”，却真是一位临床家的通达之论。（于此可见他也早就接受了古一两，今一钱的说法）。缪仲淳也说：淮阳荆广，天气炎热，即使冬天也不太冷，故仲景之法须遵，而其用药（包括药量）可改。徐灵胎虽然说过：“古一两，今二钱零”，但他为麻黄汤定的分量却是：麻黄一钱、桂枝一钱、杏仁二钱、甘草五分，盖其为江苏人也。从近代经方大家曹颖甫的三则医案，更能看出在辨证论治前提下药物用量的灵活性：

范左，伤寒六、七日，形寒发热，无汗而喘，头项腰背强痛，两脉浮紧，为不传也，麻黄汤主之。

麻黄一钱、桂枝一钱、杏仁三钱、甘草八分

黄汉栋，夜行风雪中冒寒，因而恶寒，时欲呕，脉浮紧，宜麻黄汤。

生麻黄三钱、川桂枝三钱、光杏仁三钱、炙甘草一钱五分

俞右，伤寒，头项强痛，恶寒，时欲呕，脉紧，宜麻黄汤。

麻黄五钱、桂枝五钱、杏仁三钱、炙甘草三钱

《经方实验录》

方中的麻黄由一钱至五钱不等，桂枝的用量也与之相应。说明用量的变化，要因人而异，视体质之强弱，病情之轻重，结合时地而定，不可拘执。

再以笔者治验为例：

北京百岁老人傅某，2000年冬某日，因开窗透风而受寒，发热、恶风、汗出而喘、脉浮缓，舌紫，苔白。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证也。用桂枝10克、白芍10克、炙甘草6克、厚朴10克、杏仁10克、大枣三枚、生姜三片。一剂知，二剂愈。

李某，男，52岁，马来西亚华人。93年8月15日。在非洲打工，得热病（具体不详），治疗无效，乃返大马。往来寒热，一日二、三次发作，恶心欲吐，乏力，不思食，舌质淡红，苔黄腻，脉弦数。此小柴胡汤证也，柴胡24克、黄芩18克、姜半夏15克、党参10克、炙甘草4克、大枣4枚、生姜三片。二帖。

8月7日复诊：寒热已除。不思食、尿黄、苔黄腻依然。

原方合平胃散，加滑石、车前、茵陈、焦楂曲。

傅案桂芍等药用量是常用量，与“古一两，今一钱，即3克”相近。但大枣只三枚，杏仁只用10克；李案大枣也仅用4枚，不照原方的大枣12枚。这样整个处方就是协调的了。

应当指出：也有一些医家，认为古今药量，并无不同之处，看见《伤寒论》用细辛四两、附子四两的，也照量使用。(原文如此－何)这就是清末民初的广东名医陈伯坛、谭彤辉、易巨川与黎庇留。陈伯坛疏方仅三、五味，汤分量奇重，如附子、干姜等药，每味动辄数两，或多至12两者。黎庇留也善用辛热药干姜、附子，虚寒痼疾，往往一剂而起，但误用也可杀人。因而誉之者称其为“活神仙”，毁之者则称他是杀人狂。(以上，见谢永光《香港中医药史话》及刘筱云《近世医述》(载《香港现代中医药》))。看来，岭南四家是与四川的“火神派”遥相呼应，有一些共同之点的。由此也可见，无视古今度量衡的差异，固然是一种偏见，而不免食古不化之讥；但有一些重要的药，如石膏、附子，其用量是否都要按“古一斤，今一两，约等于30克”去用，则大有可_，例如现在许多研究伤寒金匮的书，白虎汤的石膏用量都是30克；四逆汤，芍药甘草附子汤，麻黄附子细辛汤、大黄附子汤、桂枝加附子汤、附子汤等方的附子一律都是10克(如黄煌《张仲景五十味药证》，北京人卫，1998)。是不是会直接影响疗效？我认为值得进一步探讨，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东西。

五.某些特殊的剂量标准

常用剂量标准之处，还有一些特殊的剂量标准。

仲景有用“分”者，如防已黄耆汤用黄耆一两一分，气上冲加桂枝三分，下有陈寒者加细辛三分。这里的“分”，是10分＝1钱的“分”。但是在他的笔下又有不同的“分”，如“白散”用桔梗、贝母各三分，巴豆一分。侯氏黑散用菊花四十分，白术防风各十分，桔梗八分，黄芩五分，细辛、茯苓、牡蛎、人参、矾石、当归、干姜、芎□、桂枝各三分。薯蓣丸用量也用“分”计，二十一味药中，薯蓣用三十分，甘草十八分，阿胶七分，干姜三分，白敛二分。这里的“分”，却是汉制一分为今2钱半即7.5克之“分”。此外，还有用“尺”的，如麻仁丸、厚朴大黄汤都用厚朴一尺。这些，可视作仲景在“博采众方”中留下的一些痕迹，似可以通过和方中其它药用量的比较去确定一个合适的剂量。

六. 看原方用药的比例及药量的增减

学习仲景用方，还特别应该注意原方中用药的比例。如桂枝汤，如果桂枝、芍药都用9克-10克，大枣还用十二枚就不合比例。旋覆代赭汤(旋覆花、人参、生姜、代赭石、半夏、甘草、大枣)，原方人参二两、甘草三两、大枣12枚，为甚么代赭石的用量只有一两？原是汗吐下后，胃气已伤，胃虚而浊气上逆，胃虚为本，浊气上逆为标，故重点放在补虚上，用赭石是降胃逆，但用量独轻，则唯恐其重坠伤胃。

方中药量的增减，也不能忽视。如桂枝汤加桂，即用以治疗寒气上逆的奔豚病；桂枝汤倍芍药加饴糖，即变解表调营卫之方，为温中补虚缓急止痛之剂；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与厚朴大黄汤用药完全相同，但因分量不同（煎服法也不同），主治的重点也不同了。

方名药物组成及原方分量主治

小承气汤大黄四两、枳实三枚、厚朴二两痞满实、实热阻滞、热结旁流、重点在荡实

厚朴三物汤厚朴八两、大黄四两、枳实五枚痛而闭、腑气不通、胀重于积、重点在行气

厚朴大黄汤厚朴一尺(约合八两)、大黄六两、枳实四枚支饮、胸腹胀满、饮热互结、重点在逐饮泻热

难怪过去日本学者要感叹：“汉方之不传之秘，在剂量上！”。

仲景方药的煮法与服法

《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载方分别为112方、179方（除去重复），以汤剂居多。仲景在每首方后面，总是不厌其烦地写明煮法与服法，是因为不仅关系到进入人体的药量，而且直接关系到药效。

（一）一般煮法：

1.(口父)咀。即将药碎成小块，有利于煮出药味，更有效地发挥药物的作用。这只在桂枝汤条下注明，其他方条下则省去，这只是省文，并不是说其他方不必口父咀。唯大乌头煎一方注明“不必咀”。

2.水若干升，煮取若干升，去渣。用水量大致以药味药量的多少而定，如桂枝汤是水七升，煮取三升；黄芩汤用水一斗，煮取三升。用多少水，煮取多少，即寓煮药的时间在内，如小半夏汤，仲景取半夏皆用生半夏，久煮则去其毒而不致戟人咽喉，此方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则煎煮时间一个小时以上。煮药用火，有微火、急火、中火之分，凡未写明微火、急火煮者，皆为中火。半夏汤以水一升，煎七沸即是急火。桂枝汤即明白告知用“微火煮”。

3.仲景用汤剂，率皆每剂只煮一次。推究其道理，一是药味无多，少则一、二味，最多也不超过十二味；二是“(口父)咀”之后，药物成分易于析出；三是煎煮时间较长；四是有的方用酒煎或酒水各半煎，酒助药力，又是极好的溶媒。

4.仲景药方多用诸药同煮的方法。

（二）特殊煮法：

1.先煮：

需先煮的药，取义不尽相同。如麻黄汤、大小青龙汤、麻杏石甘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凡用麻黄的药方，都明确注明：麻黄先煮去上沫，因为不先煮去沫，服后会有引起心烦的副作用。而大承气汤，先煮枳实、厚朴，水一斗煮取五升，然后再下大黄，煮至二升，再入芒硝，更上微火一、二沸就可以了。其意是取枳朴行气散满在先，黄、硝荡实润燥居后，秩序井然。

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的石膏，仲景并不先煎，而是与其它药同煎，米熟汤成。四逆汤类方中的附子，亦不先煎，如四逆汤用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真武汤用水八升，煮取三升，推测其煎煮时间当在40分钟至90分钟，不致有中毒之虞。

茵陈蒿汤先煮茵陈，然后才入大黄、栀子，徐灵胎说先煮茵陈，是仲景的秘法。方后注亦谓服后“小便当利，尿如皂角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病从小便去也”。

葛根汤先煮葛根，是因表邪下陷，故先煮之意在引下陷之邪出表。而桂枝人参则先煮参、术、姜、草，后入桂枝，是因为里证十之七八，表证十之一二，故在急当救里药中，用桂枝越出于表，以散表邪。

酸枣仁汤先煮酸枣仁，则无疑是为了突出主药补肝宁心的作用。小陷胸汤先煮栝蒌，也是突出主药栝蒌泻下痰热的作用，“下黄涎，便安也”，即主要是栝蒌的药效。

2.后下：

有先煎即有后下。此外，还有后下者如小建中汤之饴糖，黄连阿胶鸡子黄汤之鸡子黄，大承气汤之芒硝，桃花汤之赤石脂末，白通加猪胆汁汤之猪胆汁、人尿，皆属后下之列。

3.汤泡：

大黄黄连泻心汤用麻沸汤（滚开水）二升浸泡，须臾，绞去渣，分温再服。徐灵胎称此法为“法之奇者”。他认为是欲其轻扬清淡，以涤上焦之邪，味厚则入中焦矣。此固一说也。但用此法通便，其效最迅捷，得利即不再服，此张介宾说的“欲其速下，汤泡便吞也”。柯韵伯也说过“生者锐而先行”。

4.再煮：

即将方中某味药煮好，再下另一味药或几味药置汤中再煮。这种方法目的在于使药性较为峻烈的药得以缓和，毋使伤正。如葶苈大枣泻肺汤，先把葶苈子熬令黄色，捣丸（比不加工的易于发挥药效），水三升，然后煮枣，去枣，入葶苈，煮取一升，顿服。葶苈子味辛寒，性滑利，《本经》说它“主症瘕积聚结气，破坚逐邪”，通利水道。黄宫绣说它“性急不减硝黄”，黄树曾说它“寓巴豆、大黄两物之性，故极速降”，所以仲景将它与大枣相配，加上这样的煮法，更可以有效地缓和峻烈。

（三）煮药用水：

一般情况下，仲景只说用水多少，没有特别注明用什么水，则其所用者多为日用食水而已。但也有偶用其它水煮。

1.潦水：

见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徐注为“无根之水”，李铁君注谓“地面积水”，实即雨水。或有取于轻清洁净乎?

2.浆水：

见蜀漆散等方。浆水，即淘米水发酵后的水，或煮粟米令熟，投于水中浸五六日制成。其意或为养护胃气，盖蜀漆气味俱劣也。

3.泉水：

见百合病诸方。泉水寒洌，有利于除心肺邪热。井华水近之。

4.甘澜水：

见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方后注造甘澜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内，以杓扬之，上有珠子五六千颗相逐，取用之也。徐灵胎恐怕不大懂甘澜水的意义，他说大约是取动极思静的意思。尤怡说“扬之令轻，使不益肾邪也”，倒有点意思。

5.东流水：

见泽漆汤，大约取其急流荡涤之意。

此外，还有：

1.酒水各半煎：

仲景用酒，皆取其辛热善行以助药力，此外也有利于药物的有效成分的析出，如炙甘草汤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合为一斗五升，煮至三升（久煎可知），温服一升，日三服。此证为气阴两虚而脉道不适，故重用大枣、生地、炙甘草配合人参、麦冬、阿胶、麻仁复以酒助桂枝、生姜通脉。

2.酒煎：

栝蒌薤白白酒汤用白酒七升，栝蒌薤白半夏汤用白酒一斗煎药，不加水。则是因心气□阻，胸□疼痛非酒性□悍不足以开之。红蓝花酒亦只用酒煎。

3.水醋煎：

方如_芍桂酒汤，方中苦酒即醋，用醋一升，水七升相合，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治黄汗，用_、桂、芍调畅营卫，更以苦酒入煎，则气益和而行益周，盖苦酒有行有收，能助桂芍之力也。 

4.蜜煎：

大乌头汤，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渣，再纳蜜二升，煎令水气尽，取二升。强人服七合，弱人五合，一天只服一次，不差明日更服。蜜煎既缓乌头之毒，又可缓急止痛。

（四）服法：

1.常规服法：

多数处方系常规服法，即一剂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或日三服；或煮取二升，分温再服。如小青龙汤、旋覆代赭石汤，黄芩汤、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白虎汤等名方，都见采用这种常规服法。常规服法中，还有日三夜一，即一日四次的，须注意。

2.桂枝汤服法：

此为仲景用心最精细者。桂枝汤服法：水七升，微火煮至三升，适寒温，先服一升；然后啜热粥一升，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取微汗，病即愈，余约二升就毋须再服。若不汗，则依前法再服；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即缩短服药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中病即止。如果还没有好，可以依法服到二、三剂。 

3.大承气汤服法：

水一斗，煮取二升后，服一升。这一升服下去即利，就无须再服。即所谓“止后服”，“得下余勿服”。大承气汤也是服后得利则止；不得利，则将一升二合之半尽饮之。已经很明白了，最后还又郑重地补上一句：“若更衣者，勿服之”。

仲景用汗法、下法，都极为勇敢果断而又特别谨慎小心。勇敢果断，是当用必用，不容瞻前顾后，即使少阴病，阳邪入阴，肾水欲涸，也必须急下以存阴，原文中一连三个“急下之”，可见其坚决；谨慎小心，则中病即止，最大限度地减轻攻邪药对正气的损伤。那像我们今天，解表攻下药一开就是几剂！

4.小柴胡汤服法：

小柴胡汤水一斗二升，煎取六升（一半），去渣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再煎目的是去掉一部分水分，使之浓厚而已。徐灵胎说少阳介于两阳之间，此和解之剂，再煎则药性和合，能使经气相融，不复往来出入。这种说法有点似是而非。大柴胡汤亦用去渣再煎法。

5.顿服：

即一剂为一服（一剂只煎一次喝一次），如桂枝甘草汤，治发汗过多，伤及心阳，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故急用此方扶阳补中。葶苈大枣泻肺汤也用顿服，则是取直捣黄龙，一战成功，毋使频频进药伤正的意思。

6.含咽：

苦酒汤治少阴病咽中生疮，不能言语，声不出者。用此方敛火降气，是内服外治相结合的方法。

谈金匮

《金匮要略》首篇的主题是甚么？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的主题是:虚实。外感病重在辨表里寒热，内伤病重在辨虚实阴阳，此仲景不言之义。不是说外感病不辨虚实阴阳，内伤病不辨表里寒热，而是说各有重点。

本篇一开始就讲: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

从来注家，都在”治未病”三个字即治未病脏腑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我却认为这是借此引入正题，以虚实异治，揭出全书的纲要，这也就是开宗明义的意思。先谈肝的实证，中工不知道肝病传脾的道理，仅仅见肝治肝。不知”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俾脾旺不受肝邪，才是正确的治法。肝实如此，肝虚则”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以调之。”

肝实肝虚治法不同，肝脏如此，其它脏也如此。因此必须明辨虚实，(毋)虚虚，(毋)实实。实证如用虚证的补法，则邪得其助，使实者愈实；虚证如用实证的泻法，则正气耗伤而虚者更虚。还怕人不明白，最后又再度强调说:”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

以下，更进一步从正邪关系的角度也就是”养慎”的角度展开论述:”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这一大段，强调了正气为本，正气在发病上的决定性作用。(“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但对于外邪也不能忽视(“客气邪风，中人多死”；”不令邪风干忤经络”)，总结起来，就是谨养正气，慎避外邪。虚者正气虚，所以要谨养正气(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实者邪气实，所以要慎避外邪(包括感邪之后，趁其未入脏腑之机及时医治，并结合吐纳、导引、针灸、膏摩等方法，使其气血流通，外邪无驻足之地，以及避免虫兽灾伤等等)，如此不厌其烦，皆在教人明虚实之理，哪里是为论述病因学说而发!哪里是为阐述”上工治未病”而发!

这一段之后，是诊法举例:同一鼻头色黑，有水气与劳一实一虚之别。同一呼吸短促，有病在中焦者，实也，当下之；虚则形气不能相保，呼吸动振振摇，不治。在脉象方面，同一卒厥，有沉大而滑者，为实；有”脉脱”(细微散者)为虚。

接著是讲治法，也是举例：表里同病，有先后缓急；痼疾卒病，勿使新邪助旧疾；五脏有病，各随其所得而攻之，以及病后将息等等，都有一个虚实的问题。虚实，是贯串于本篇的一条主线。以虚实为纲来解读此篇，则通篇皆活。

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张介宾说:虚实为察病之纲要，补泻为施治之大法。笔者既揭《金匮要略》首篇之义为”虚实”二字，认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无非是借肝实、肝虚而明虚实治法不同，肝病如此，心、脾、肺、肾无不如此。所以原文说”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余脏准此。”

肝病传脾，当先实脾，证之于临床，确为不易之法。但是不是其它脏也这样？按《内经》”传，乘之名也”。以此，则见脾之病，知脾传肾，当先实肾；见肾之病，知肾传心，当先实心；见心之病，知心传肺，当先实肺；见肺之病，知肺传肝，当先实肝。如此，则失之穿凿附会矣。恕我愚鲁，以上多不能在临床得到验证，更不可持之为定法

金匮要略札记

一.  脏坚癖不止

二.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载

妇人经水闭不利，脏坚癖不止，中有干血，下白物，矾石丸主之。

“脏坚癖不止”，文义不通，传抄之误也，应作：“脏坚癖，中有干血，下白物不止。”

二.人参汤

胸□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第九载：

胸□心中痞，留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

人参汤方即理中汤，用于此证，不能无疑。心阳虚衰，阴霾充塞，理中汤恐难以胜任。当是伤寒论太阳篇163条之桂枝人参汤(桂枝四两、炙甘草四两、白术三两、人参三两、干姜三两)，用桂枝温通心阳，以人参、甘草益气，白术、干姜健脾温中为继，于理当可通。其错似出在人参汤前遗漏“桂枝”二字。

三.百合病，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

百合病多属阴虚内热，治以百合地黄汤诸方，即“见于阳者（阳热症状，如口苦小便赤，脉微数）以阴法（养阴清热）救之”，此无疑义。但仲景又说：“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是因为世间万事，有常就有变。百合病即以阴虚内热为常，以阳气虚馁为变，故养阴清热为常法，温养阳气为变法。原文未出变法之方，而甘麦大枣汤一方，呼之欲出。

四.胁下偏痛

腹满寒疝宿食病脉症并治第十载：

胁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大黄附子汤。

胁下者，胁以下也，所指不仅止胁下一处，还当包括少腹、睾丸，而这些地方恰值足厥阴肝经所过，于理当通；证诸实践，此方亦常用于慢性痢疾，慢性结肠炎、睾丸炎(偏坠、肿大)。

五.赤小豆当归散

见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并治第十六:

下血，先血后便，此近血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

此肠风、痔_、肛裂之出血，药用赤豆、当归，清热利湿，活血止血。程门雪先生指出:此方用之少验，与黄土汤不可同日而语，可见同是仲景之方，也有有效无效，不必古人之方尽可用也。我很佩服程先生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我粗浅的体会，用地榆、槐花、侧柏叶、黄连、银花、大黄当有效。

六.赤丸

见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并治第十:

寒气厥逆，赤丸主之。

赤丸方:茯苓四两、半夏四两(一方用桂)、乌头二两(炮)、细辛一两。上四味，末之，内真朱为色，炼蜜丸，如麻子大，先食，酒饮下三丸，日再，夜一服，不知，稍增之，以知为度。

此证为阳虚阴盛，证见厥逆，故治当破阴返阳，方中实以大辛大热的乌头与细辛、半夏为主药，茯苓只是作赋形剂用，少许朱砂只是作标记之用而已。从来释此方者，皆谓茯苓淡渗化饮、朱砂重镇降逆，看其用量仅用麻子大三丸，便知不过是想当然耳!

仲景时代尚无“十八反”之说，此方即乌头、半夏同用者。新世纪教材金匮要略说:“方中用茯苓、半夏化饮，降逆以止呕，再用朱砂重镇降逆，并调和乌头与半夏两味反药之性”，朱砂有这个作用么？请教。

“内真朱为色”当在“炼蜜丸”之下。

七.口吣僻不遂

见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

古今注家，无一例外地将“口吣僻”解释为“口眼歪斜”。其实，仲景只是说口歪，并没说眼也歪。说文解字谓“口吣，口戾不正也”；“僻”，“宛如右僻，一曰从旁牵也”，也是说口歪。只言口歪而不及于眼，可见仲景当时观察之细，用词之准。

八.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见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

论者咸以“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是广义痰饮的治疗原则，也就是说，是包括狭义痰饮在内的诸饮的总治则。我以为此方是狭义痰饮即水在胃肠的主方。如以此为总则，则欠妥。

痰饮即水饮，当乘其停留未久，正气尚可支持之时，视水饮所在而因势利导，或发汗，或涌吐，或利尿，或泻下，攻之使去，因此仲景有小青龙汤、五苓散、十枣汤、己椒苈黄丸诸方之设。

试问，悬饮水在胸胁，溢饮水在四肢，支饮饮气相结，如何“温药和之”来解决？张子和说“饮当去水，温补反剧”，就是指此而言。和，就是调和，虽然重要，但并非万能，饮邪结实之时，呼吸都困难了，其可调和乎？当攻不攻，势必遗害无穷!

当然，强调攻邪也非不考虑正气，而是要眷眷以正气为怀，在仲景处方中，如葶苈大枣泻肺汤、十枣汤之用大枣，小青龙汤在用麻、桂、辛、夏、姜的同时，又以甘草、芍药、五味子相配，使散中有收，刚柔相济。但不能说十枣汤、葶苈大枣泻肺汤、小青龙汤也属“温药和之”之方。

九.乌头煎

见《腹满寒疝宿病脉证并治第十》:

寒疝绕脐痛，若发则白汗出，手足厥冷，其脉见紧者，大乌头煎主之。

病属阳虚寒凝，腹痛绕脐，手足厥冷，脉紧，皆足以证之。对于“若发(发作性)则白汗出”之“白汗”，历来有许多不同说法，以我的经验，无非是因疼痛剧而大汗出。李某，与我素相识，一日，在县医院不远遇见，弯著腰，坐在门坎上，唇色惨白，口吐白沫，浑身冷湿。我问他哪里不舒服，李某说早晨来赶场，还好好的，一下子肚子疼痛厉害，县医院医生说是阑尾炎，要他准备好钱去手术。诊其脉沉紧，手足冰凉，腹痛正好在脐周，口吐白沫，舌淡苔白。我说这是寒疝，即肠痉挛，李某点头说，类似这样的发作一年有两三次。于是我用川乌头15克，蜂蜜三勺，老姜一块，煮四十分钟，顿服。李取药后即在亲戚家煎药，一服而痛止汗收。

十.肝著

见《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

肝著，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时，但欲饮热，旋覆花汤主之。

旋覆花汤方:旋覆花三两、葱十四茎、新绛少许。

肝之气血郁滞不行，故谓之“著”。胸胁相连，故言胸，实包括胁。尤怡说:“此肝虽著，而气反注于肺，蹈之欲使气内鼓而出肝邪，”显然失之迂腐。“蹈”，注家有多种解释:1.足踏；2.“蹈”乃“掏（右边为舀）“之误，掏（右边为舀）为用手迫击；3.动也，按揉、叩击、捶打、足蹈其以振荡为目的者皆是；4.按摩。其实一个“欲”字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因为气血郁滞到于此，不得通畅，很不舒服，想请人用足去踩一踩，这样，气血就可以暂时得到流通了。初病但欲饮热，也无非是气血得热而行的意思。

原文有方名而无方，注家乃将妇人杂病之同名方补之。在妇人篇，此方主“半产漏下”，恐未合，用于肝著，_很对证。旋覆花，《神农本草经》谓“主结气，胁下满，下气”；新绛，即绯帛，清人医案中还用，后来就没有这味药了。因为染帛为绛的原料是茜草根，所以今天以茜草作新绛用。茜草别名“血见愁”，有活血行血通络的作用。至于葱，则取其辛通。

叶天士对此方大为欣赏，称之为“络方”，在《临证指南医案》胁痛门，如沈案、朱案、汪案，都用旋覆花汤加味。

附录笔者治验一例:

肖某、女、57岁，大学职工。2001年5月12日。左乳下连及胁肋疼痛持续6天，刺痛夜甚，影响睡眠。眼眶周围黑，舌淡黯，脉沉弦。已去医院作过多项检查，仅心电图示ST段轻度缺血。病为肝著，由肝气郁滞，久而入络所致，用旋覆花汤加减:旋覆花10克、茜草10克、当归须10克、桃仁10克、丹参15克、川芎6克、赤白芍各10克、香附10克、全瓜蒌30克、降香6克、青葱管6根，6帖，应手而愈。

小青龙汤

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或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

见《伤寒论》太阳上篇第39条。

伤寒表不解五字，即寓恶寒、发热、无汗、脉浮紧、或头痛身痛在内。水气之成，缘于水气积蓄在体内，影响所在脏器的功能，射肺则咳、喘；留胃则噎、干呕；蓄于中，则阻遏气化，津不上承而渴；在下则小便不利，而少腹满；水聚于肠，则下利(水泻)，变证多端，不一而足。外寒与水气，同属阴邪，内外合邪而为小青龙汤证。表邪宜温散，故用麻桂，水饮宜温化，故用半夏、干姜、细辛温散之品以行水饮；而又恐辛散太过，又用白芍以监麻桂，五味子收敛肺气，正是组方心思缜密处。徐灵胎因此而说“此方无微不利，真神剂也。”

四十多年来，我用小青龙汤甚多，只要是外寒内饮之证，往往投杯即效。三十多年前，在四川，有两个双胞胎男孩，其时方二岁多，生下来不久即患喘咳，此次又发作而住院治疗，我查房时，见两个孩子站在床上，不能卧下，张口喘气，状甚可伶。我用小青龙汤二剂，一剂即喘平大半，再剂即双双获愈。

又有董某，咳嗽月余，痰稀如水，夹风泡，背冷如掌大，脉沉弦，已服过中西药半月无效。我用小青龙汤三付。其人因在武斗中误伤人命，判刑三年，出狱后即来致谢，说我开给他的药吃完后就进去了，几年来在里面一直未犯过咳嗽。

小女何沂，体质偏寒，最近因咳嗽不已来电话索方，询知其在空调车、空调房中即咳，此刘渡老所谓“空调病”也，即投小青龙汤，仅一服即止。

小青龙汤亦见于《金匮要略》痰饮篇中。其文云“咳嗽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小青龙汤主之。”并不言“伤寒表不解”，可见单是痰饮，即无外寒，亦可用之，盖麻桂同用，可宣可温，大可用于肺寒气逆之证。

小青龙汤的方后注，仲景有加减法：若渴者，去半夏，加栝蒌根(即天花粉)。小青龙汤本可用以止渴，不过此渴乃水饮阻遏，津不得上承之假渴；真渴，则真的是津液亏耗，久病咳逆者多有此证，其证必咽干口燥，舌红而干，所以去半夏加天花粉，此为仲景的权变之法，天花粉不滋腻，和天麦冬不一样，不至有留邪之弊。

若微利，去麻黄，加荛花如一鸡子。利是下利，这里是因为饮邪走下，水饮去，则利自止。荛花，为瑞香科植物之花，《神农本草经》、《本经别录》、《千金要方》、《本草纲目》均载，谓其辛苦寒，有毒，入肠胃，功专泻水饮，治留饮咳逆上气及水肿。但不知何故此药久已废用。徐灵胎说“本草芫花、荛花，花叶相近，而荛花不常用，当时已不多得，故改用芫花，以其皆有利水之功也。”十枣汤中甘遂、大戟、芫花同用作散剂，泻水力相当峻猛，若单用芫花一味，且用小剂量入汤剂中，不是作散剂，则泻水之力就不强了。北京已故老医生张菊人先生曾治一水肿患者，喘满并作，颇以为苦，张先生即用小青龙汤加芫花五分，泻水数十遍，次日即喘平肿消。能有如此之效，以我的阅历，则非作散剂不可。

若噎，去麻黄，加附子一枚(炮)。这里的“噎”，《外名》作“饮食噎者”，水饮挟胃气上逆，吃饭喝水有噎塞不适之感。也有噫气频频者。附子大辛大热，干姜、桂枝、半夏得附子之助则水饮速化，胃气安和矣。 

小便不利，少腹满，均是水饮停蓄于下之故，所以加茯苓利水。喘去麻黄，加杏仁，取杏仁降逆下气之功，利、噎、喘、小便不利、少腹满为甚么都要去麻黄？过去不少注家对此方后注表示过怀疑，认为不是仲景之文。《医宗金鉴》说是“远表而就里也”，也就是说，上述五证都是里证，所以去麻黄之散外寒，以免分散主攻方向，但仍然保留桂枝，以桂枝既可解外，又可治内，有平冲、化饮之功。说服力似乎不强。

以我使用小青龙汤的经验，这五个加减法都不大常用。最重要的，有三种见证，一是外寒内饮，又郁热在里，不得发越，而烦躁脉数者，加石膏，见《金匮》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篇。二是北方干燥，饮邪挟热最常见，故常加石膏，俾寒饮郁热一药而廓清。三是阳虚之体，证见畏寒喜嗳，背心足底发冷、舌质淡，苔水滑，脉沉弦者，加入附子，其效立见。（半夏不反附子，完全可以同用。）

此外，年老体弱或有心悸怔忡病史，不任发越者，我常用以下三法，一是学叶天士去麻黄、细辛；二是学范文虎法，除半夏用10克外，余者仅用数分；三是学张锡纯服小青龙得效后，即改用其自拟的从龙汤(生龙骨、炮牡蛎各30克、白芍15克、清半夏12克、炒苏子12克、牛蒡子10克)二、三剂以收功。吴鞠通也指出过小青龙汤非常服久服之剂，见效后当改用苓桂术甘汤加半夏、生姜、苡仁、茅术理脾化饮。张吴两位的用药，各有取义，吾侪当视其不同见证，临病制方，师其意不泥其方可也。

半夏泻心汤及其变方

《伤寒论》的五个泻心汤中，生姜泻心汤、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三方的用药较为近似。半夏泻心汤为三方中心，生姜、甘草二方可视为半夏方的加减方。

原文说“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可有三种情况：一、“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二、“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三、“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

半夏泻心汤的主证，这里点明了，是“痞”。心下，即胃，也就是胃部痞满。叙证简略，以其用药测证，还当有恶心、呕吐、肠鸣、下利与其它消化系的症状。

误下必致中虚，中虚则纳与运，皆受影响，这当然与患者平素脾胃就不健，中气虚寒夹湿有关，少阳之热邪乘虚而内陷，遂至“中虚－寒－热”错杂，中焦失其升降之机故痞满；胃气当降而反上逆，故呕恶；脾气当升而反下降，故肠鸣腹泻。其治当补脾胃之虚，而用人参、甘草、大枣；加上半夏、干姜辛热散寒，黄芩、黄连苦寒泄热，即为补中兼辛开苦降法，中气健，寒热去，升降复常，痞满呕利自已。证之临床，当见舌质红、舌体胖大齿痕、舌苔黄腻而厚。亦确多“但满不痛”，但也有痞满而兼疼痛者，此外，也未见得是在外感病太阳、少阳“下后”出现此证，只要是平素中虚挟寒湿，复患热邪，或寒湿久蕴而化热，都可出现半夏泻心汤证，这样的病机在杂病颇为多见。

邝某，年70余，华侨。其人消瘦、倦怠、食后即觉胃胀，自诉就像甚么东西搁在胃部不走了，必等二、三个小时后才缓解，下一餐又复如此，颇以为苦，因此而饮食减少，便溏不爽。舌淡胖、齿痕、苔色白黄相间而腻，脉滑数，重按无力。此痞证也，用半夏泻心汤三付。上午服药，下午即来电话，说药后胃部叽叽咕咕，一付后，顿觉开快，欣然能食矣。

生姜泻心汤即半夏泻心汤减干姜之量(由三两减到一两)加生姜四两而成，其证“胃不和，心下痞硬”，与半夏泻心汤相似，半夏泻心汤“但满不痛”，胃部按诊是软的，生姜泻心汤有痞满，按之却稍硬一些，此外更多“干噫食臭”“胁下有水气(胁痛)，腹中雷鸣、下利”，显然与半夏泻心汤同证又挟水饮，即胃部停水，此外还有不消化之饮食、气机滞塞不通，如无有形之物还好，夹有形之物，症状然就会重一些。处方依然以和中消痞为法，但重加生姜为君，既能散水，又可健胃。

甘草泻心汤即半夏泻心汤重加炙甘草(由三两增至四两)，《伤寒论》脱人参，林亿谓是脱落，诚是。其证“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此下利较之生姜泻心汤更重，原文指出是太阳病误下，而为胃痞，医“谓病不尽，复下之”而成，显然是一逆再逆，重虚胃气，故其痞不仅不除，反而更甚，正虚邪陷，故重用甘草以补其虚，半夏、干姜、黄芩、黄连不仅辛开苦降治痞，呕吐下利亦都可以解决了。

痞为上下不通泰之意，原文说：“干呕心烦不得安”，点明上热；下利、肠鸣、谷不化，点明下寒，也就是胃热肠寒。但也有认为是上寒下热即胃寒肠热的。实际上，其证本来就是中虚而寒热错杂，胃热肠寒也好，胃寒肠热也好，此方都能用的。三泻心汤证大同小异，用药于小异中有变化，足见仲景辨证用药之细微严密，学者若能于此用心探求，将大有益也。

于某，年30余，首钢工人，因高位截瘫住解放军某医院。胃痛胀半年余，始终不见好，某老医长期用疏肝理气药不效，近日又加入延胡索、罂粟壳，痛胀仍不止，乃邀我诊治。察其舌红、苔黄腻，脉滑数，询知嘈杂善饥，食后脘痞，我认为病属中虚湿热，治宜补中消痞，用半夏泻心汤加砂仁、蒲公英，二付后疼止，痞满亦消。痞证的特点是“但满不痛”，我理解这是为了区别于大陷胸证的“痞硬而痛”，此例则痞而痛。痞证也有可能出现疼痛的，中虚失运，寒热错杂，气机痞塞，不通则痛，于情理上当如是。

黄连汤及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亦半夏泻心汤的变方。

黄连汤即半夏泻心汤去黄芩，加桂枝而成，去一味，加一味，遂变治中焦痞呕之方，为平调上下之剂。黄连用量也有变化，由半夏泻心汤的一两加到二两。原文指证:“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论者多以为胸中就是胸中，胃有邪气，即胃有寒，如此竟与肠无关了。实际上仲景叙述部位，往往不那么准确，例如他说胃，很多时候就是指肠。大承气汤证“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就是铁证。我对黄连汤的理解无非上热下寒而已。上热指胃，波及于心胸，于证，当见胃热上冲的“欲呕吐”以及言外之意的“烦闷”(胸中有热)；所以重用黄连，独力泻心胃之火；下寒指肠，于证当见寒凝气滞的“腹中痛”，所以用干姜温下散寒。桂枝之用，并非为兼表证而设，事实上，与表证一点关系也没有。而是取其通达上下之力，使上热下寒，欲呕、腹痛的局面得以归于和解之途。其余用药，人参、甘草、大枣之补虚和中，半夏之助黄连降逆，桂枝之助干姜散寒，就不难理解了。

干姜黄芩黄连汤，从其药物组成说则半夏泻心汤去甘草、半夏、大枣而成，大体仍以寒温并用为法，治疗上热下寒之证，上热则心胸烦热(胃热熏蒸)，饮食入口即吐，下寒则腹泻腹痛，故用芩连清胃，人参干姜温脾，苦降则呕吐可止，不烦半夏之降逆；温脾则泄利自愈，无劳苓术之健脾。柯韵伯说“凡呕家发热者，不利于砂橘半，服此方晏如。”此方我常用于妊娠恶阻剧吐，心烦舌红苔黄脉数者。

旋覆代赭汤为生姜泻心汤的变方，即生姜泻心汤去干姜、芩、连三味，加入旋覆花代赭石二味。其证与生姜泻心汤相比较，相同的有“心下痞硬”，不同的是生姜泻心汤，还有“腹中雷鸣，下利”。又“旋”方“噫气不除”，“不除”，噫气频频之谓，“生”方“干噫食臭”，噫和干噫同义，都是指嗳气，即只是嗳气，而无食物随之而出；食臭，则指有不消化食物的腐馊气味，此则为“旋方”所无。所以楼全善说“病解后，心中(下)痞硬，噫气，若下利，此条旋覆代赭汤也。”若不下利者，前条生姜泻心汤也。徐灵胎也说:“此乃痞已向愈，中有留邪，在于心胃之间，与前泻心汤法，大约相约。”

旋覆代赭汤多用于杂病，其人必脾胃素虚，因痰气上逆而致心下痞硬，噫气频频者。方用人参、甘草、大枣，补脾胃。生姜用量独重，比甘草泻心汤之四两还多一两，是因其既能健胃，又能降气化饮。半夏既能温化痰饮，又能降气散结。旋覆花既化痰又行气，赭石既重镇降逆又可坠痰。药取两用，故于痰凝气结的病机十分切合。

此方亦用于治疗胃虚痰气上逆而引起的呃逆，反胃。最善以此方化裁，更由消化系病扩大到呼吸系多种疾病的，是张锡纯先生。其自拟之参赭镇气汤、镇逆汤，治疗虚气上逆之胸膈满闷、喘逆、膈证、呕吐、恶阻、吐血，治验颇多。“诚以临证日久，凡药之性情能力及宜轻宜重之际，研究四十多年，心中皆有定见，而敢如此放胆，百用不至一失。”

近世论者多认为此证为胃虚，标则为痰气，所以仲景赭石用量较小，唯恐其用量过重再伤胃气，此固一说也，证之实践，也不尽然。有谓赭石苦寒性味恐伤胃阳，因此每剂只用3克，赭石苦寒之说虽见于《神农本草经》，其实何苦之有？张锡纯《赭石解》说赭石“性质和平，虽除逆气而不伤正气”，“心气虚又佐以人参、尤为万全之策也”。《衷中参西录》中，有很多重用赭石的记载，如一人上焦满闷，难于饮食，胸中觉有物窒塞，用赭石六钱，研末，浓煎人参汤送下，须臾腹中如爆竹之声，胸次胸中俱觉通豁，至此饮食如常。”他感叹说：“如此良药，今人罕用，间有用者，不过二、三钱，药不胜病，用与不用同也。”张锡纯常用生赭石研末数钱吞服，汤剂则每用一、二两以上，效如桴鼓而不伤人。原书俱在，可复按也。

风湿三方

见《伤寒论》太阳篇174、175条：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桂枝四两、附子三枚（炮）、生姜二两、大枣十二枚、炙甘草二两）。

风湿病是伤寒病的类证，风湿相搏，似应作“风湿相抟”，“搏”与“抟”，可能是形近之误，风与湿皆为病邪，何以相搏？应作“抟”。“抟”者，合也。风寒湿先后杂至，合而为□，以至身体疼烦，转侧都困难。甚么是“疼烦”？即是疼痛剧烈，又表示无休无止。何以只言“风湿”不及于“寒”？寒湿同气故也。所谓“风湿”实际上是风寒湿合邪。不呕、不渴，是说病与少阳、阳明无涉，还在太阳。浮，表示病邪在表，虚则无力之脉，卫阳不振也；涩，则营卫为湿邪所郁之象，治用桂枝汤为基础，则汗出畏风之证自不待言矣。假若无汗表实，那就是麻黄加术汤证，无用桂枝汤之理了。用桂枝汤，为何要去掉方中的芍药？是因为主要矛盾在卫外之阳不振，芍药酸寒，反而牵肘，故去之，更增桂枝量，再加附子之大辛大热，旨在温经散寒振阳镇痛。附子用至三枚，则至少在30克以上了，此为仲景方用附子之最大量者，殊堪注意。历来用此方尚属对证，而效不佳者，恐怕关键就在附子的用量上。我治风寒湿□，附子总在每剂30克以上，只要单味先煮40分钟，即无中毒之虞。曾治沈阳一女性类风湿性脊柱炎患者，连续用药四年，已服附子数十斤之多，疗效不错，也未见蓄积中毒。

同一条文中，又有白术附子汤证：

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术汤主之。

从前许多注家和研究者如舒驰远、陆渊雷、程门雪以及我的一位老师，对此条都表示过怀疑，认为当改作“大便溏，小便不利。”

我认为：（1）这一段文字，是承接前文来的，也就是说，风湿在表，并且是在用过桂枝去芍加附子之后，卫阳不振，风寒虽去，而湿邪犹留，身体仍痛，不能自转侧。

（2）大便硬（《金匮要略》作“大便坚”），小便自利，正是点明湿不在里，不要以为这就无湿了。风去，则无须桂枝之辛散走表；湿留，故有取于白术，术得附子，逐湿之功益著，盖湿为阴邪，非温不解也。何以知术附能逐在表之湿？其方后注云：“右五味以水六升，走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初一服，其人身如□，半日许复服之，三服却尽，其人如冒状，勿怪，此以附子术并行（《金匮》‘行’作‘走’）皮内（《金匮》‘皮内’作‘皮中’），逐水气未得除，故使之耳”。（《金匮》“故使之耳”作“故耳”。）

好一个“附子、术并行皮内，逐水气”（湿）!不是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术附同用逐湿于表么？

（3）表有湿而里无湿的情况应该是有的。因为这两条三方一开始点明“伤寒八、九日”，就可见其病程不长，还在表，在太阳，不是表里同病，不是中外皆湿。

（4）当然，如果真是表里都有湿，外见身痛不能自转侧，内见“大便溏，小便不利”，用此方则表里之湿并逐，亦属正治。

如留聚于关节之寒湿失治，而见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寒主收引，主痛，寒湿相合，更加留连不解)，小便不利(湿无出路)，身微肿(亦是湿聚)，仲景又续出甘草附子汤一方，因为病久(不止八、九日)，而表卫不固，汗出恶风不欲去衣，更加短气(阳气受伤)，诸证合而观之，乃为表里之阳俱虚，风寒湿邪俱胜。甘草附子汤用桂枝附子温振表里之阳，白术、甘草崇土驱湿。唯湿邪之性，黏滞缠绵，不能遽除，故以甘草名方，示人以缓而行之之义。玩味此方用药，是将桂枝去芍加附子汤，桂枝去桂加白术汤二方合为一方去姜枣而成，如果说桂枝去芍加附，偏重于风(寒)，去桂加白术，偏重于湿(寒)，那么此方则表里之阳共振，风寒湿邪并祛之法也。

饶有兴致的是《金匮要略》治疗历节病的桂枝芍药知母汤，竟是此三方与麻黄加术汤、乌头汤的一个合方，方用桂枝、麻黄、防风、生姜祛风寒通经络于表，白术祛湿于里，用附子既助麻黄桂防姜祛风寒于表，又助白术祛湿于里，一物两用，相得益彰。至加芍药、知母的意思，多以病久，风寒湿邪郁而化热作释。但风寒湿邪并未完全转化为热，所以只用芍、知兼顾其热。临床我以为应用本方可见多种情况:一、全身怕冷，局部肿痛灼热；二、虽无局部肿痛灼热的症状，但有口燥、咽干；三、甚么局部有热的症状也没有，也无口干，但要长用久用，用知、芍防止热药化燥伤阴。

姜春华老师曾经指出：桂枝芍药知母汤，对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卓效。关键在于附子，不用则无效。我在这里还要补充一点自已的体会：附子用量不足亦不效。

桂枝加附子汤

此为太阳病治疗不当引起的变证。太阳之治，本当发汗，仲景善用汗法，但特别谨慎，不说表实证之用麻黄汤了，就是表虚证的桂枝汤，也反复叮咛：要取微似有汗，不可如水流漓，否则病必不除。太阳病，既可能是麻黄证、大青龙汤证过汗，也可能是桂枝证误用麻黄汤而汗漏不止，一“漏”字形容汗出不止历历如绘，似比“如水流漓”更重，盖“如水流漓”犹有止时，“漏”则无休无止之谓，其病机则为卫阳虚不能固密。“其人恶风”是指阳虚失于温煦，“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既与阳气失养，气化不行有关，也与汗出太多大伤津液不无关系。

仲景因此而用桂枝汤加附子，调营卫，固表阳，则汗可止，汗止则津液自复。前人有说此条是误汗而阳气阴津两亡，似乎言之过重，如是亡阳那就要用四逆汤回阳救逆，而非此方所能治的了 

此证多见，患者一旦伤风感冒，便中西药杂投，遂至大汗不止者，比比皆是。转思前人畏麻桂如虎狼，不知今之胡乱用药，更远逾麻桂矣。犹记78年一个夏天，正值抢种抢收季节，一女青年因夜晚加班干活受寒，头痛恶寒发热无汗，医者既注射安乃近针，服APC，再加中药荆防败毒散，冀其速愈，遂至汗漏不止，恶风，盖三床被子，门窗紧闭，犹自呼冷，已近半月矣。我用桂枝附子汤合玉屏风散，调治多日始愈。又，七十年代末，我在北京读书时，岳美中先生的女婿唐老师，患感冒，自用速效感冒胶囊4个，即汗如雨下不止，手足拘挛不能屈伸，恶风，小便难，急召时振声老师往诊，时即用桂枝加附子汤，又输了几瓶盐水才好。

桂枝加厚朴杏子汤

《伤寒论》太阳病上篇，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证，历来有两种不同的句读，一作：“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一作“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前一种读法，是说平日素有喘病，今又发作(作，作“发作”解)；后一种读法，是说平日素有喘病者，用桂枝汤(作，作“用”解)。当以后者为是。为甚么要作(用)桂枝汤？说明必有桂枝汤证如恶风、发热、汗出、脉浮缓也；何以会有桂枝汤证？太阳中风，营卫不调也。此必喘病宿疾，为非时之感引动，所以在处理主证用桂枝汤的同时，更加厚朴、杏仁下气平喘照顾宿恙也。“喘家”所患的也可能是麻黄汤证，也可能是小青龙汤证，也可能是越婢加半夏汤证，都可以依此原则处理。小青龙汤方后即有“若喘者去麻黄加杏仁半斤(去皮尖)”，可为例证。

一“佳”字，颇觉亲切。佳者，好也。这可以是仲景信笔记下的心得体会，也可以理解为仲景当日“博采众方”留下的一点痕迹。

一老人，有喘病史，每年冬天都要因呼吸道感染住一、二次医院。今值隆冬，因开窗透气感寒而病，其证恶风发热，微汗、气喘、脉浮滑、舌淡紫，我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后一剂知、二剂已。我学用仲景书的方法是：方证完全相符者，可以径用原方，如本患者是；方证大体相符者，用原方加减；方证不符者，即当另觅处方或独立思考，因“证”用药，不拘于原方

关于理中汤的两种加味

仲景原文并没有把理中汤、丸作为太阴病主方。理中丸见于《伤寒论》辨霍乱病脉证并治篇。太阴病以吐、利、腹痛、腹满为特征，属太阴脾虚寒证，仲景提示治法是“当温之”，“宜服四逆辈”。理中丸由人参、白术、干姜、炙甘草组成，当属“四逆辈”。理中丸及汤的加减法中，本有腹满（阳虚寒凝），去术加附子一枚，寒者加干姜，足证其当属“四逆辈”。正是由于如此，后世才移用此方作为太阴病主方。

理中汤的加味方很多，在我用理中汤的经验中，有一热一寒的两味药的加入最为重要。

一.理中汤加附子

这就是理中汤与四逆汤的合方。加附子是为了振奋脾肾之阳，是虚寒之象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是太阴传少阴，太阴少阴同病。其证除吐、利、痛、胀外，尚见手足逆冷。

周某，女，8个月。体质弱。先因伤食，医用消导不应，改硝黄下剂，即腹泻不止，后来改用西药，不意服硅碳银、活性炭后，药亦随大便排出，泻出物皆稀水，日十余次，精神萎顿，头额冷汗，肢厥，舌淡。补液后腹胀。病在太阴，脾阳衰败，累及少阴，虚寒证也，用理中汤加附子、灶心黄土，一帖泻止，易以异功散调理数日而安。

左某，男，64岁。初春某日，晨起放牛上山，归家即呕吐、腹泻、肢厥，昏睡不起，察其舌淡苔白，脉沉细。初议用四逆加人参汤（红人参10克，附子24克，干姜15克，炙甘草6克），后采纳会诊医生意见再加白术、龙牡，浓煎以进，一服即酣然入睡，尽剂而安。

周某本脾虚不足之体，由误下而致太阴虚寒，累及少阴。所服活性碳亦随之泻出，中阳不振也；补液更增腹胀，中虚失运也，此际若至用理中汤，犹嫌药力不足，必得附子之大力，姜附协力，始可回阳救逆，挽回败局。左案则为寒邪直中太阴、累及少阴，非“四逆辈”不可为功。

二.理中汤加黄连

方出丹溪《证固脉治》。张潞说本方主治“胃虚挟食，痞满发热”，戴复庵说“盛暑逼于外，阴冷伏其中”，俱难得其要领。我的理解，无非脾胃虚寒而又挟肠热，多年来用此方治疗泄泻屡收捷效。

黄某、女、76岁，久患糖尿病，最近突发不明原因的泄泻，日四、五次，在某医院治疗半月不效，腹部隐痛，时胀，食不下，口不渴，察其舌质色淡而苔黄腻，断为中寒而挟肠热，用连理汤三剂而愈。

谢某、女、56天，腹泻52天，体重不增，某医院用过消导健脾药多付不效。精神萎靡，面色苍白，皮肤干皱，啼哭不宁，而肛门红灼，遂用连理汤，二剂泻即止，易方调理而愈。

小陷胸汤

小陷汤方(黄连6克、半夏9克、全瓜蒌30克)，见《伤寒论》太阳病篇138条。

小陷胸汤，原文颇简略:“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心下，言其病位；浮滑脉主痰热，言其性质。按之痛，则痰热结滞，陷于胸脘，气机不得升降宣通之故。

考《伤寒论》、《金匮》二书中，均无“痰”字，《内经》亦然，然则仲景时代，岂无痰热之病乎？有之，此方即典型的痰热方。半夏，痰饮之常用药，体滑性降，而不免于辛温，合黄连、瓜蒌，则辛以开结，寒以泄热，能通能降，药虽寥寥三味，却至精至当，后世方几无与匹敌者也。

小陷胸汤证多见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肺炎、胸膜炎、胃炎、黄疸肝炎等疾病过程中，凡表已解，痰热阻滞，病在胸脘(呼吸系、消化系)，证见:1.脉浮滑而数；2.舌质红、舌苔黄腻；3.咳喘而咯痰黄稠胶黏；4.黄疸；5.便秘；6.胃部痞满；7.胸膈或胃部“按之则痛”者皆有卓效。我很惊讶，仲景的观察竟如此细致!记得几年前我为一87岁老人重症肺炎会诊，病已一周，病情日重，已上呼吸机。我按他的胸膈部及胃部，他虽不能讲话，神色却立见痛苦之状，投以小陷胸汤，立见转机。

小陷胸汤证，多见于伤寒在表误下而致者。需要提醒:误下，不要片面理解为是用芒硝、大黄，大凡表未解者，苦寒之剂在某种意义上皆与攻下剂相同，表邪内陷而冰伏，邪热熏灼津液为痰，而酿成痰热结于胸脘之候。当然，也有痰热久蕴，为外邪引动，或热邪直接由表入里炼津为痰者，未必都是表证误下所致。

小陷胸汤在《外感温热篇》中，叶天士称作“苦泄法”或“苦辛开泄”。用于温邪传入气分，痰热互结，黏滞难解。叶氏强调小陷胸证“必验之于舌”，而典型的小陷汤舌象便是他说的“舌黄”“或黄或浊”。王孟英则强调此证真伪，“必察胸脘，如按之痛或拒按，舌红、苔黄厚腻，脉滑数者，必先开泄，即可用小陷胸汤”。都是对仲景叙证的重要补充，盖仲景书独详于脉而略于舌诊也。

栀子豉汤

“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复颠倒，心中懊_，栀子豉汤主之。”

“发汗，若下之，而烦热，胸中窒者，栀子豉汤主之。”

“伤寒五六日，大下之后，身热不去，心中结痛者，未欲解也，栀子豉汤主之。”

这三条原文都明确指出：栀子豉汤证是因为误治而造成的。证之临床，也有不因误治，而在热病病程中自然形成的，常见于在表不解而初入于里之时。

虚烦，一“虚”字，点明非是热邪入里与有形之痰、水、宿食互结，故此“虚”亦非虚弱之虚，而是空虚无物之虚。有人说“虚烦虽无实邪，但却是火热之郁”，这句话有语病，甚么叫“实”？“邪气盛则实”，火热是实邪，不过火热为无形之邪而已。

栀子豉汤的主证是“烦”(虚烦、烦热)、失眠(不得眠)、“胸闷”(胸中窒)、“心中结痛”；烦甚则“反复颠倒，心中懊_”。其么叫“反复颠倒”？《医宗金鉴》说“烦，心烦也，躁，身躁也。身之反复颠倒，则谓之躁无宁时，三阴死证也。心之反复颠倒，则谓之懊_，三阳热证也。懊_者，即心中欲吐不吐，烦扰不宁之象也”。这里有三点值得商榷：烦与躁不尽相同，栀子豉汤证只说“烦”，未说“躁”，所以不应该混入“躁”。把“反复颠倒”强分为“心之反复颠倒”，“身之反复颠倒”亦有悖于原意；懊_云何？说是烦扰不宁是对的，但哪里有“欲吐不吐”的意思。柯韵伯说：“反复颠倒”四字，切肖“不得眠”之状，为“虚烦”二字传神”。实际上“反复颠倒”就是说翻来覆去睡不看，卧起不安。“心中懊_”就是说郁闷心烦不可名状；我曾问过几个河南人，都说是这个意思，并且说现在河南口语中也有“心中懊_（读“恼”）得慌”。

胸中窒：胸闷，胸有窒塞之感。

心中结痛：或谓“绞痛”，或谓“支结疼痛”，或谓“火邪郁结而作疼痛”，或谓“如物支撑作痛”，俱觉不妥。实则胸中窒，较之“烦热”重一些，“心中结痛”，较之“胸中窒”又重一些，既然是无形热邪，上扰心胸，只有热，而无痰水相合，即无所谓“结”。这里的“结”，是“聚”的意思，热邪壅滞不散，气机不利，故“胸中窒”，气机因热邪而窒塞不通。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心胸疼痛了，也都是热邪无从发越、聚结不散的缘故，故“结痛”之“结”，是言其原因，“痛”是言其后果。由于烦热不得眠、胸中窒、心中结痛都是由邪引起的，所以用栀子豉汤祛热，热去则胸无留邪，胸中气机流通，则诸证自已。

过去很多注家包括教材都说栀子豉汤证是热扰胸膈，与一般的心火、肺火、肝火等不同。不知烦热，不得眠，甚则反复颠倒，心中懊_，胸闷窒痛，无一不是心肺之病，即使是热在胸膈，火性炎上，也必定会扰乱主神明的心，主气化的肺，影响心肺的功能，而出现上述症状。

临床用栀子豉汤，最多、最巧的，当推清代叶天士。王旭高说此方“治温邪之的方”，他指出叶氏温热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未出主方，只说“挟风则加入薄荷、牛蒡之属，挟湿加入芦根滑石之流”，没说加入何方之内，实际上当是此方。读《临证指南医案》，风温门叶案(风温入肺，肺气不通，热渐内郁心中懊_，脘中痞满，犹是气不舒展)，郭案(风温入肺，气不肯降，形寒内热胸痞，皆□郁之象)；温热门某案(温邪入肺)，陈案(热病后不饥不食不寐)；温门李案(时今湿热之气，触自口鼻，由募原以达中道，遂至清肃不行，不饥不食)都用栀子豉汤加味。至于杂病中的气火上郁，用栀豉“开通壅过”，心痛“肝阳直犯胃络”；肠□，“便不通，不能纳食，乃气□为结”；黄疸，“一身面目发黄，不饥溺赤”；喘胀，“气壅不通，便不通爽，弱短浑浊，嗽血，痰多纳减脘闷”，也都用栀子豉汤加味。大旨无非解其陈腐郁热，宣其陈腐郁结而已。今人之临床运用，尚不能出叶氏范围 

栀子豉汤是阳明清泄之方，而绝非涌吐之剂，柯韵伯认为栀子并非吐药，唯豉之腐气能令人吐，并以瓜蒂散取用豉汁合服为证。王旭高于此提出批评，他说瓜蒂本是吐药，用豉汁调服，是因为豆豉有调中下气的作用，恐过吐伤其中气，非瓜蒂必得豉而吐也。

豆豉究竟有甚么作用？过去都认为它有发汗解表作用，如谓豆豉发汗，读仲景原文就说不过去，既指出“发汗、吐下后”，岂有再发汗之理？姜春华先生曾经指出，豆豉并无发汗作用，也没有催吐作用，先生总结其用有四：1.除烦；2.调理肠胃；3.有轻微解热作用；4.作治寒性哮喘的砒制剂紫金丹的赋形剂。(上海成药名寒哮丸)。乡前辈李孔定先生则认为豆豉为滋阴之品，功能滋肾宁心，开胃消食，其滋阴之力不及地黄麦冬，但无地麦之呆滞碍胃，因此用于内热尚盛，阴未大虚者，与栀子合用，颇为合拍。外热尚盛，微见阴虚，与葱白合用，亦甚相宜。豆豉加盐即为食品，李时珍曾说它“香美绝胜也”。今天对其成分的研究证实了：豆豉富含蛋白质，并分解出多种氨基酸，此外还含钙、铁、磷及多种维生素，有帮助消化，增加食欲，消除疲劳，增强脑力，减慢老化，提高肝脏解毒能力的作用。所以在初起恶风发热无汗，配葱白之发汗（葱豉汤）；太阳初传阳明，虚烦不眠心中懊_，胸闷，配栀子之清热（栀子豉汤）；温毒热入营血，发斑，配生地黄（黑膏），皆取其平和之性，香美之味，既有滋养营阴，又调气和中之长。

奔豚气病

仲景所论的奔豚气病，是一种发作性的疾病，以患者自觉气从少腹上冲至心胸为特点，其状如猪之奔突，发作时恐惧莫名，甚至有濒死的感觉，但移时冲气渐平，即和常人无多差异。

此病在西医学中很难找到与之近似的疾病，而临床时有所见，我曾留心查阅过近三十年的有关资料，粗计亦有数十例之多。

仲景认为奔豚气的病因是起于惊恐。《诸病源候论》在“惊恐”之下，又添“忧思”二字，说明多种情志变化皆可引起脏气不平，发为奔豚。

奔豚汤以“气从少腹上冲至胸”为主证，“腹痛”，“往来寒热”为兼证，（非必具症状）。方用李根白皮、黄芩、葛根，凉肝清热；半夏、生姜，降逆平冲；芍药、甘草合当归、川芎，缓急止痛。其病位在肝，病性属热，病机为肝郁化火，气逆上冲（气有余即是火）。于证，当有舌红（边尖），苔薄黄，脉弦滑数，口苦、咽干、心烦、腹痛或往来寒热。

[笔者治验]

刘宪章，男，37岁，山西省襄垣县电业局。病起于惊恐，已二年，呈发作性，发作时气从下腹上冲至胸、咽，惊慌莫名，伴腹痛、冷汗，严重时甚至昏仆，不省人事（但无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及遗尿），约20分钟~30分钟可自愈，但觉浑身乏力。在当地曾做各种相关检查，未明确西医诊断，中医诊断为“奔豚气”，曾用过桂枝加桂汤等方，久治无效。其人清瘦黝黑，平素性情急躁，痰多，常失眠。舌红、苔黄腻，脉弦滑数，病属中医所称奔豚气无疑，桂枝加桂方非不佳，无如其不对证何！拟以降火、平冲、坠痰为治，用黄芩15g，黄连6g，桑白皮30g，葛根20g，丹参15g，赤、白芍各10g，当归6g，川芎6g，茯苓15g，姜半夏10g，生姜3片，服12剂。另用礞石滚痰丸9g，1日1次。药后3日内竟无动静，至第4剂，大便始通，日4～5次，混有鲜血及痰涎状物；再服，血止。尽剂。此系我1987年在西苑医院门诊接诊者，至今已十余年矣，未再发作。饮食增进，睡眠亦安，易方调理。随访多年，一切安好 

李根白皮，即李子树根白皮，废用已久，药肆无售，只好代之以桑白皮。桑白皮功擅清肺平喘，利尿消肿，清金以平木，用于肝气肝火痰热，于理可通。

桂枝加桂汤仲景原书认为“发汗后，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注家亦多以“外寒从针孔而入”为释（尤怡），独《医宗金鉴》认识到乃“其人素寒阴盛也”。征诸实际，也不必一定是由误汗、烧针引起的。奔豚有寒热二证，热证已如上述，寒证即桂枝加桂汤证也。

关于此方是加桂枝还是加肉桂的问题，历来有不同看法。岳美中老师认为是加桂枝，一则根据《伤寒论》“气从少腹上冲心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二两也”，果加肉桂，应云“当加”，不可云“更加”；二则《伤寒论》有“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是桂枝原治气上冲证，若加重剂量，自可治气上冲之奔豚了。柯韵伯更赞扬此方说：“更加桂者，益火之阳而阴自平也。桂枝更加桂，治阴邪上攻，只在一味中加分两，不于本方内求他味，不即不离之妙如此。”尤怡及近人曹颖甫、余无言等主张：加桂应是加肉桂或桂心，因为肉桂味厚下行，能散少腹之积寒。曹、余等皆有医案证明。实际上，仲景全书无用肉桂者，如建中汤、五苓散、肾气丸之当用肉桂者亦用桂枝，这是因为汉代桂枝、肉桂混用不分的缘故。后世本草著作认为肉桂、桂心均为温里寒药，气味俱厚于桂枝，因此加用肉桂或桂心，用于奔豚气病更为合宜。如张璐的《本经逢源》中谈到：“肉桂辛热下行，入足太阴、少阴，益火消阴，大补阳气，下焦火不足者宜之，其性下行，导火之源，所谓‘肾苦急，急食辛以润之’，元素言补下焦不足，沉寒痼冷之病，下部疼痛，非此不能止桂心独取中心甘润之味，专温营分之里药，故治九种心痛，腹内冷痛。”《本草汇言》更明确指出肉桂可治“奔豚寒疝而攻冲欲死”。

[笔者治验]

徐庭良，男，64岁，军人，2001年10月13日。平素体健，忽于今年春末某日，感觉小腿“刷”地一下，一股气上冲至腹部，胸部、咽喉，周身冷汗，难受之极，惊恐莫名，但一分钟即过。此后，或一天有1～2次发作，或多至10多次，睡在床上也发，也有十天半月安然无恙者。去空军总院住院检查一个月，无何发现，未予确诊。此奔豚气病也。察其脉沉而弦，舌质淡，边有齿痕。拟以调营卫，降冲逆为治，用桂枝加桂汤加味：桂枝18g，赤、白芍各10g，炙甘草6g，大枣七个，生姜20g，肉桂10g，生龙骨30g，牡蛎30g，7剂。服毕，多次随访，未再发作。

上述桂枝加桂汤证实用药历代者作中也有些足资参考的资料，医者可从中得到启发。如《肘后方》用吴茱萸、生姜、半夏、桂心、人参、炙甘草；《千金要方》用桂枝甘草汤；《外合秘要》引《广济方》用半夏，吴茱萸；《太平圣惠方》用甘李根皮、吴茱萸、生姜；《经方实验录》用吴茱萸汤合理中汤、桂枝加桂更加半夏；《爰庐医案》用附子、茯苓、白芍、川芎、半夏、橘核、李根白皮；《张伯臾医案》用真武汤合苓桂术甘汤，二陈汤加菖蒲、远志、白金丸，桂枝加桂更加紫石英、茯苓等。

至于苓桂甘枣汤，其证非奔豚气病，仲景已指明只是“欲作奔豚”而已。“脐下悸”多系水饮为患，临床时有所见，桂、苓通阳而降逆，甘、枣培土以制水，苓桂术甘汤之类方也。用甘澜水煎药，意在不助水邪，这是古人的经验，也属于东方哲人之思。不能说什么水不就是H2O，干嘛还要这么麻烦，用勺子把它搅来搅去干什么？

酒客与桂枝汤

《伤寒.太阳上篇》云:若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之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

注家多认为平素好酒之人，湿热在中，如患桂枝汤证，汗出恶风发热，但因为桂枝汤甘温，服后因甘碍湿、温助热则呕。酒客确喜食辛辣焦香，而不喜甜腻。至于“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则不仅因为湿热，而且还包括阳热内盛之人，所谓“桂枝下咽，阳盛则毙”。如恽铁樵说“当阳盛得桂枝，胃不能受而呕，则其后当见血”，但他指出“可疑处在“脓”字，当是讹字。”舒驰远说：服桂枝汤而吐者，我见过，然“其后果必吐脓血乎？”“从未之见也!”姜春华先生认为：“古人偶有所见，则笔之于书，桂枝本非吐药，即或服后偶有吐之者，亦未必吐脓血。”

在我的阅历中，用桂枝汤吐血者时或可见，如雷某之儿子，平素不慎饮食，喜饮酒，胃痛，十多年前适逢前辈蒲辅周先生百年诞辰，名医云集梓潼，遂请为其诊治，其中一位诊为胃溃疡病，虽舌红苔黄脉数，医仍用黄蓍建中汤数帖，不意一服便呕，随即吐血盈碗，送县医院急诊，诊断为溃疡病出血。黄蓍建中为桂枝汤之变方，较之桂枝汤，以有黄蓍、饴糖，就更为甜腻，湿热内蕴者则颇不相宜。此辨证既误，又未了解患者病史及生活喜好，只照某病某方套路，误用甘温，而至吐血之变。

附子为百病之长

（一）

儿时上学住校，周末步行30多里回家。时值盛夏，见路边有不知其名的“庄稼”，长势甚好，叶如艾，呈剑齿状，质厚，墨绿色，泛油光。询之，才知为中药附子。后来，每到附子采挖之时，经济拮据的邻里人家便将一袋袋的附子拎回家，浸洗削皮切片，以获得一点加工费。不过活得快点干，因为新鲜附子易烂，只有浸在卤碱水中始不烂。那些天，全县所有的汽车都要赶去盐都自贡拉卤碱。

我作医生后，曾数至大乘寺附近的附子厂考察，亲见了附子加工的全过程。江油为附子之乡，至今街上还设店卖附子，1包1kg，色如冰糖，谓是上品，用以馈赠亲友。我小时侯身体弱，尿床，每到冬至，几乎家家户户都用附子□狗肉，这时，父亲就带我去他朋友家喝狗肉附子汤。在我印象里，附子和土豆的味道差不多，久煮之后，嚼著面面的，大概1碗4-5片，约1两左右。一次，我在上海拜访姜春华先生，他问我：你们四川人拿附子当菜吃，是真的吗？我说我就吃过，姜老为之咋舌。

（二）

善用附子者莫过于四川医生。明代泸州人韩飞霞在《医通》中说：“附子回阳，霸功赫奕”，但尚不以善用附子著称。清同治年间，邛崃郑钦安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观其治病，恒以阴阳为纲，阴证则无论吐血、便血、尿血、喉蛾、失眠、牙痛、口臭、便秘，概投以附子、干姜之类，效如桴鼓。光绪时复有罗定昌者，其治热病发热谵语，舌生芒刺，烦躁不便，而脉尺寸俱无，即用承气加附子。说非用附子治病，而是借其热直达少阴耳。传此派之学者，百余年来不乏其人：吴佩衡南下昆明，云南遂有“吴附子”之名，他尤以善用附子治麻疹逆证而风靡一时。祝味菊东去上海，当时沪上几无不知“祝附子”者，他治热病，虽高热神昏，唇焦舌蔽，亦用附子，说热病不死于发热，而死于心衰。章次公先生于此十分心折，说他治病“心狠手辣”。名医徐小圃的两个儿子俱死于热病，小儿子又病热，几至不救，祝以附子起之。今沪上徐氏儿科仍以用附子见长，即祝公昔年所教也。祝味菊誉附子为“百病之长”，其用附子有每剂3、4两的。华阳刘民叔悬壶于上海，高僧惠宗病胃癌，吐血不止，刘力阻西医输血，以大剂干姜附子佐甘草、灶心黄土、花蕊石、云南白药、阿胶，三帖而血全止。近贤重庆龚志贤、成都戴云波诸先生，治风寒湿□，附子都用60g以上，其中戴氏所拟乌附麻辛姜桂草汤为治□名方。有一年，四川医生带著计算机□证软件到北京义诊，处方用附子30g，川乌30g。竟无人敢服用，中医界攻讥者亦复不少，不几天即门可罗雀，铩羽而归。

（三） 附子大辛大热，通行十二经，其性刚雄，温五脏之阳。

心功能不全多见于肺原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等疾病，大率以心阳虚衰为本，血瘀水停为标，证见心悸怔忡，汗出肢冷，喘促，神疲乏力，面色恍白，紫绀，胸闷腹胀，下肢水肿，严重者甚至出现胸、腹水，全身浮肿，小便不利，脉沉细或结代，舌淡苔白者，常用参附汤、真武汤、桂枝茯苓丸、防己黄_汤四方合方，收效甚速。我曾在某部队医院会诊一风心病、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一剂即效，再剂即可下床活动。韩飞霞说人参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王道也；黑附子回阳，霸功赫奕，合用于心衰，则相得益彰。心衰之重者，则非伍用干姜不可，或干姜、生姜同用，附子无姜不热，附子配干姜、甘草则仲景之四逆汤也，用于心衰之吐利不止，有回阳返本，起死回生之功；阳衰而阴竭者，合生脉饮阴阳两补。章次公先生治疗心衰尝用《冯氏锦囊》的全真一气汤，即参、附合麦冬、五味子、熟地、白术、怀牛膝。

附子温肾阳，李时珍说附子是“补下焦命门阳虚之药”；《本草正义》说附子“达下元而温痼冷”，举凡肾阳不足，证见畏寒肢冷、尿频、口渴、不食，下利滑脱不禁，腰痛，阳痿、痛经诸证，皆可用附子。命火式微，火不暖土，常用右归丸；脾肾两虚可用附子配炒山药、人参、白术；虚寒痛经，常用小温经汤（附子、当归）；消渴晚期阴损及阳，阴阳两虚时，渴极而凉润生津不效者，可用附子、肉桂。唐代王焘《外台秘要》以釜盖之干润作喻：“譬如釜中有水，以火暖之，其釜盖若以板盖之，则暖气上腾，故板能润也，若无火力，水气则不上，此板终不可润也”。至于肾阳衰惫，不能化气行水之水肿，则非真武汤不可为功。

《珍珠囊》说附子“温暖脾胃”，脾阳伤而下利不止，腹中冷痛，手足不温，脉沉迟者，理中汤加附子，即附子理中汤。我年轻时在农村作医生，经常遇到前来求救的因剧烈吐泻而亡阳的孩子，急用大剂附子配人参、干姜、干草、龙骨、牡蛎回阳固脱救逆，多能挽回。有一左姓老人，寒邪直中三阴，吐泻不已，神昏烦躁，扬手掷足，郑声喃喃，人或疑为阳证议用清下，我力阻之，盖六脉极沉微故也，用制附子２４g，红人参１０g，干姜１５g，炙甘草６g，白术１０g，龙骨、牡蛎各３０g，一服而泻全止，酣然入睡，次日易方调理而安。《伤寒蕴要》说附子有“通阴回阳之力，起死回生之功”，信然。

附子亦温肺阳、肝阳。肺阳虚则咳喘、咯痰清稀，背冷、形寒；肝阳虚则疲惫乏力，巅顶疼痛，胁肋少腹隐痛阴冷。前者可用附子合干姜、炙草，后者可用附子合肉桂、黄_。

（四）

附子治□，古方多用之，仲景桂枝附子汤治风湿相抟，一身尽痛，不能自转侧；桂枝芍药知母汤治历节疼痛，脚肿如脱，皆其范例。《汤液本草》说“附子无所不至，味辛大热，为阳中之阳，故行而不止”。□证的病机是“闭”，附子走而不守，温经散寒，除湿通闭，实为□证不可或缺之药，，痛甚附子合川乌、草乌、细辛，可增强散寒止痛之功，附子合桂枝则温经通脉的作用益佳。不仅风寒湿□可用附子，即使风热湿□舌红脉数者，也可在祛风、清热、燥湿利湿的基础上酌用小剂量附子以通闭解结。我治类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肩关节周围炎、坐骨神经痛、腰椎间盘脱出、强直性脊柱炎等，就恒以大剂量附子、川乌同用。《千金方》独活寄生汤亦治□名方，用以治疗风寒湿久羁之肩、腰、膝、腿痛，陈无择《三因方》说：如加附子，则其效益佳。

（五）

或曰：川人喜用附子，是盆地多雨湿，地势使然。此不知附子，亦不知川人之言，仲景就是善用、倡用、多用附子的第一人。仲景用附子与干姜、甘草相配（四逆汤）而为回阳救逆第一方；与茯苓、白术、白芍、生姜相配（真武汤）治水肿；与人参、白术、茯苓、白芍相配（附子汤）温补元阳；与麻黄、细辛相配（麻黄附子细辛汤）温经发表；与白术等（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相配治风湿骨节烦疼（术附合用为除湿之圣药）；与半夏、粳米、大枣、生姜配伍（附子粳米汤）温脾止泻；与大黄、细辛相配（大黄附子汤）温下寒积；与大黄、黄芩、黄连相配（附子泻心汤）扶阳消痞；与生地、阿胶、黄土、白术、甘草、黄芩相配（黄土汤）温脾止血；与薏苡仁、败酱草相配（薏苡附子败酱散）治肠痈；与乌梅、黄连、黄柏、川椒等相配（乌梅丸）治蛔厥及久利；与地黄、山茱萸、山药、丹皮、茯苓、泽泻、桂枝相配（肾气丸）而为补肾祖方可以说他已经把附子之用发挥到极致了，而仲景并非川人。

仲景之后，附子的临床应用更加广泛，如：《古今录验》以附子与麻黄、桂枝、丹参、人参、防风、杏仁、防己、黄芩、生地、甘草相配（小续命汤）治风寒历节痛不可忍，腰痛背痛不可转侧，昼静夜剧。《千金方》以附子配细辛、防风、干姜、山茱萸、茯苓（三五七散）治大寒中于风腑，头痛项筋紧急。《近效方》以附子配白术、甘草、大枣、生姜（术附汤）治风虚头重眩晕。《肘后方》以附子配天雄、川乌（三建汤）治元阳素虚，寒邪外入，厥后脉沉。《太平圣惠方》以附子配独活、牛膝、桂心、川芎、赤芍、当归、桃仁（独活散）治冷滞风气攻刺，肢体疼痛。《三因方》以附子配干姜、甘草、人参、芍药、茯苓、桂心、白术（附子八物汤）治历节四肢疼痛，如槌锻不可忍。《局方》以附子配草乌、全□、天麻、苍术、胡桃肉（善肾散）治肾气虚损，腰脚骨节疼痛，膝胫不能屈伸；配鹿茸、肉苁蓉、人参、熟地、肉桂、石斛、五味子、黄_、茯苓、白芍、白术、半夏、甘草（鹿茸大补汤）治孕妇诸虚不足；配人参、干姜、甘草、肉桂、吴茱萸、麦芽、神曲、枳实、桔梗、细辛（大温脾丸）治脾胃虚寒，饮食不化，食少伤多。《赤水玄珠》以生附子、生半夏、生姜相配（三生饮）治痰眩。《张氏医通》以附子配白果、橘红、生姜、甘草（冷香饮子）治夏月中寒，腹痛吐泻。《医学心悟》以附子配干姜、白术、甘草、茵陈（茵陈术附汤）治阴黄。以上名方，不过随手写来，已是挂一漏万，然从唐宋一直到明清，从官修方书到个人著作，从中可见附子之用广矣哉！近贤祝味菊更用附子配枣仁，治心动过速及期前收缩（早搏）；配知母，治热病口渴欲饮而心阳不振；配磁石，治神经衰弱之失眠。姜春华先生认为许多慢性疑难杂病，特别是许多慢性炎症用常法清热解毒不效，原因即在于久病体虚而湿热火毒病邪不解，他从仲景乌梅丸、薏苡附子败酱散诸方得到启发，打破常规，温清并用，补泻兼施，体病同治，如他治白塞氏病，用附子配党参、黄_、甘草、淫羊藿、黄连、黄芩、丹皮、蒲公英、半枝莲而效，即其范例。

我用附子也薄有体会。除前已述及者外，肾著，用甘姜苓术汤加附子，其效更捷；肩关节周围炎，我常用黄_、当归、白术、淫羊藿、威灵仙、希莶草、桂枝、姜黄、海桐皮，然必重用附子，否则不效；虚人易感，用玉屏风散加附子、姜、枣；急性肾炎初起，畏寒、无汗、水肿，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慢性肾炎水肿，用真武汤、实脾饮，皆以附子为主药；久泻不止、五更泻、老人大小便失禁，用理中合四神再加肉桂、附子温补命火；口腔溃疡用凉药不效者，多为阴盛阳浮，可用姜附剂破阴回阳，必阴霾去而火始安其位；慢性咽炎，用附子一片蜜炙，切成小块含咽；痛经寒症居十之七八，则用附子合当归。

综合古今用附子的经验和我的粗浅体会，附子一物，可上可下，可攻可补，可寒可热，可行可止，可内可外，随其配伍之异而变化无穷，用之得当，疗效卓著，在群药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说它是“百药之长”，是并不过分的。

（六）

附子的用量，向来争议很大。仲景方用附子一枚，炮，破八片，则每帖约60g，附子质量，一大片即6-8g，曰“炮”，则为生附子，其力更大。所以当用附子时，不必畏忌，初用10-15g，如无问题，完全可以续增至30g以上。

我治□证，阳虚畏寒，用量均在30g以上，屡遭药房拒配，不得不郑重签字，但也有签字后仍不配的时候。我曾治张某类风湿性关节炎，每剂用附子30g，药房拒配，医生也不愿抄方，好在他在海淀药房有个亲戚，这才取了，共服百余剂而愈，前后用附子十几斤。又治孙某的寒湿□，每付用附子30g，不应，增至60g，他为省事，两付药一起煮，则其用量实为120g矣。我不是说剂量愈大愈好，但对大证、重证，如仅用数克，则无异于隔靴搔痒，不能解决问题。

附子须先煎，小剂量（9g左右）先煎半小时，中等剂量（15g左右）先煎1小时，大剂量（30g以上）先煎2小时，头煎如此，二煎小火煮40分钟即可。煎附子时加生姜一块（约30g，拍破）、蜂蜜1两更好，可以减低附子的毒性。

用附子不会蓄积中毒，沈阳有位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至今服药400剂以上，每方皆重用附子至30g，共用附子数十斤矣，从初诊起到现在一直坚持上班工作，已基本痊愈。

古有乌头反半夏、栝楼、贝母、白芨、白蔹之说，为“十八反”的一组药，但没有说半夏、栝楼等反附子。川乌系附子的母头，但这是两味药，如说附子也反半夏、栝楼等，便是“株连”了。何况乌头半夏同用，在医圣张仲景已开先河。

半夏、附子同用的机会很多，如果要我证明，我可以举出古今100个以上的医案医方来作证。有一次我处方里半夏、附子同用，某药店的药工一看处方，大为不屑，说这是哪儿的江湖医生开的方？连常识都不懂。我听了，不生气，只是苦笑。当代名医姜春华、朱良春、颜德馨诸先生都曾郑重地撰文驳斥过半夏反附子之说，读者诸君有兴趣的不妨找来看看。

附子何辜

有病消渴(非糖尿病，尿崩症待排除)者来诊，思量再三，为拟清上、安中、温下方，分别以天花粉、山药、附子三味药为主药，这张处方的底子，便是张仲景《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篇的栝楼瞿麦丸(栝楼根、茯苓、山药、附子、瞿麦)。患者到了药店，立遭拒配。药师说：“附子和天花粉是反药!”我听了哭笑不得，过去只遇到过附子和半夏同用遭拒配的事，当时我就指出过，传统的“十八反”中“半蒌贝蔹芨攻乌”中乌是乌头，乌头与附子虽然关系密切但是却是两味药，性味主治亦不相同。如麻黄与麻黄根一样，一个辛温发汗，一个凉涩止汗，能说它们是同一味药，只是部位不同吗？

1997年，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为十八反平反》的文章，对“十八反”提出质疑，后来此文载在《朱良春用药经验集》(湖南科技出版社，1998年)一书中，看来有很多读者未能看到它，我因此将其附于本文之末，一并与同道探讨。

附：《为“十八反”平反》

药有相反，其说始见于《神农本草经.序例》(原书早佚，现行本为后世从历代本草书中所辑出者)。五代时韩保升《蜀本草》指出：“相反者十八种”，当为“十八反”说的蓝本。迨至金代，张元素《珍珠囊补遗药性赋》将“十八反”以及“十九畏”编成歌诀广为流传，相沿至今。千百年来，父以传子，师以授徒，药房见有“反药”，则拒绝配药。若干有“反药”的良方被束之高阁。至于医生因用“反药”而负屈含冤者，古往今来，更不知凡几!尤有甚焉，“十八反”之外，还有“株连”：笔者一次处方中半夏与附子同用，患者去市内药店配药，药工一看，面露鄙夷地说：“医生连半夏反附子都不知道么?这应该是常识。”附子乃附生于川乌者，半夏反附子，便是因母而牵连到子了，这不是“株连”、“扩大化”是什么?

对此，我们先不妨看一看前人的论述。

处方中用反药者，首推汉代“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痰饮篇》之甘遂半夏汤(甘遂、半夏、芍药、甘草、蜜)，甘遂和甘草同用；同书《腹满寒疝宿食病篇》之赤丸(茯苓、细辛、乌头、半夏)，乌头与半夏同用。

唐代有“药王”之称的孙思邈。在其两部《千金方》中用反药的处方乃多达数十方，如《千金要方》卷七之风缓汤，乌头与半夏同用；大八风散，乌头与白蔹同用；卷十茯苓丸，大戟与甘草同用；卷十八大五饮丸既有人参、苦参与藜芦同用，又有甘遂、大戟、芫花与甘草同用，皆其例也。

宋代官方颁布推行的《局方》，其润体丸、乌犀丸二方皆川乌与半夏同用。陈无择《三因方》卷十四大豆汤，甘草与甘遂同用。许叔微《本事方》星附散、趁痛丸二方皆半夏与川乌同用。

金代李东垣散肿溃坚汤海藻与甘草同用。

元代朱丹溪《脉因证治》莲心散芫花与甘草同用。

明代吴昆《医方考》卷一通顶散，人参、细辛与藜芦同用。陈实功《外科正宗》海藻玉壶汤海藻与甘草同用(此方后来载入吴谦等编《医宗金鉴》中)。

清代余听鸿《外证医案汇编》辑录名家方案，其中瘰历门亦有用海藻甘草者。

以上例子，不过信手拈来，汉、唐、宋、金、元、明、清皆有了，可见所谓反药也者，“古人立方，每每有之”(余听鸿语)。那么，前人于此持什么态度呢？一种意见是：既有成说，不如不用为好。如陶宏景说：“凡于旧方用药，亦有相恶相反者，如仙方甘草丸，有防己、细辛；俗方玉石散，用栝楼、干姜之类，服之乃不为害，或有将制者也，譬如寇贾辅汉，程周佐吴，大体既正，不得以私情为害。虽尔，不如不用尤良。”(原书佚，转引自《本草纲目》)。另一种意见是：贤者用得，昧者用不得。如虞抟说：“其为性相反者，各怀酷毒，如两军相敌，决不与之同队也。虽然，外有大毒之疾，必用大毒之药以攻之，又不可以常理论也。如古方感应丸用巴豆、牵牛同剂，以为攻坚积药，四物汤加人参、五灵脂辈，以治血块。丹溪治尸瘵二十四味莲心散，以甘草、芫花同剂，而谓好处在此。是盖贤者真知灼见方可用之，昧者固不可妄试以杀人也。夫用药如用兵，善用者置之死地而后成，若韩信行背水阵也；不善者徒取灭亡之祸耳，可不慎哉。”再一种是李时珍的意见，他说：“古方多有用相恶相反者。盖相须相使用同者，帝道也；相畏相杀同用者，王道也。（注：这里的“相畏”，是依《本经名例》：“有毒者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与后世“十九畏”之“畏”完全不同）；相恶相反同用者，霸道也。有经有权，在用者识悟耳。”他还指出：“胡冶居土治痰僻，以十枣汤加甘草、大黄，乃是痰在膈上，欲令通泄以拔去病根也。东垣李杲治颈下结核，海藻溃坚汤，加海藻；丹溪朱震亨治劳瘵莲心饮，用芫花，二方皆有甘草，皆本胡居士之意也。故陶弘景言古方亦有相恶相反，并乃不为害。非妙达精微者，不能知此理。”他的意思是说，用者能够“妙达精微”，有所“识悟”，还是可以用的，不过需要特别慎重而已。以上这三种意见，应该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对于十八反的问题，朱良春老先生曾多次向吾侪道及：

?我从来都是有斯症用斯药，当用则用，不受“十八反”、“十九畏”之类成说的约束。临床六十年来，海藻与甘草同用治颈淋巴结核、单纯性及地方性甲状腺肿大、肿瘤；人参(党参)与五灵脂同用治慢性萎缩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海藻、甘遂与甘草同用治疗胸水、渗出性胸膜炎，皆效果甚佳而未见任何毒副作用。

?十八反之说，本身就有很多可商之处。如人参、苦参、丹参、沙参等反藜芦，四种药虽皆以“参”为名。而众所周知，其功能性味主治各异，岂有一沾上“参”之名，便皆反藜芦之理?又，海藻与昆布性味主治皆相同，常常二者同用，为何甘草只反海藻不反昆布?

?“十八反”为何相反?即其相反的道理是什么?古今皆没有一个说法。只能说是古人的实践经验，很可能是古人在实践中把偶然当作了必然。要说实践经验，那么，前述从汉代张仲景，唐代孙思邈，宋代陈无择、许叔微，金元李东垣、朱丹溪，明代陈实功，清代余听鸿等记载的又是不是实践经验?

?“十八反”的三组药中，芫花、大戟、甘遂、乌头（川草乌）、藜芦皆有毒的剧药，即芫花、大戟、甘遂不与甘草配伍，藜芦不与诸参、辛、芍等配伍，乌头不与半、楼、贝、蔹、芨配伍，这三组药，都会因用量太大，或煎煮不当，或服药量太大，或患者体弱不支，而出现中毒，甚至可致死亡。因此，古人“十八反”之说，很可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来的错误判断。

?如果拘于“十八反”之说，一方面，许多古人包括张仲景的名方都得不到运用(当然也有人用)，势必使许多古人的好经验被废弃不用；另一方面，中药配伍中很可能存在真正相反的药，即绝对不能配合使用，误用后会有中毒、死亡危险的中药，“十八反”反而会使人们对这些可能存在的真正相反的药物的进一步的认识和探索带来负面影响。

?朱良春老先生老最后指出：“十八反”之说不能成立，“十九畏”更属无谓。对于古人的东西，应予批评地吸收，不是凡是古人说的就一定对．古人有大量好经验，但限于时代条件，也有不少不可取的，如《神农本草经》说丹砂（朱砂）“可久服”，李时珍《本草纲目》说马钱子(番木鳖)“无毒”等皆是。现在应该是为“十八反”平反的时候了!不知医界贤达以为然否？

麻黄浅识

麻黄为麻黄科植物草麻黄、木贼麻黄或中麻黄的草质茎。性味：辛苦，温。归经：肺经、膀胱经。功用：发汗、平喘、利水。

1外感第一药

陶弘景说麻黄是“伤寒解肌第一药”，后世本草著作，亦称麻黄是“发表第一药”，“治感第一要药”。名之为“第一药”者，则其他药不可替代之谓也。犹记20世纪80年代一个冬天，我在山东沂水探亲，有几天气温在零下十多度，农村居住条件又差，室内室外一样冷，来找我看感冒的乡亲很多，患者恒多畏寒，发热无汗，头痛，身痛，舌淡，苔薄白，脉浮紧数，投以麻黄汤，多能应手而效。但有李姓老人，七十多岁，亦感冒风寒，因有高血压病史，所以用不用麻黄，颇费踌躇。后来决定要审慎一点，用麻黄汤，去麻黄，权以荆芥、防风、羌活、苏叶四味代之。喝了二次，不得汗，仍发热，恶寒，头痛如裂，干呕。次日凌晨，病情仍无变化，乃书麻黄汤一服：麻黄10g，桂枝12g，杏仁10g，甘草4g，加生姜5片。服后温覆避风，片时即得畅汗，霍然而起。

1975年农忙季节，我所在的医疗队曾广信医生4岁的女儿高烧，用西药解热药、中药银翘散，打针、输液，高热不退或退而复炽，已经3天，想送县城，又逢连日倾盆大雨，焦急万分之际，乃转求当地夏耀光老中医，夏老说无汗而热，乃伤寒表实证，即投以麻黄汤，一服即汗出热退。其时我因事返城，回到医疗队后，毕业于江西医学院的曾医生向我道及此事，感慨地说：“没想到中医治急症疗效也这么好！”如今，这位小姑娘已经是绵阳市人民医院的医生了。

这件事正好与近代名医恽铁樵的一段往事相映成趣：恽的第二、三两个儿子都因伤寒热病而死，当时他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作编辑，痛定思痛，乃苦攻《伤寒论》者有年。这时，他的四儿子又病伤寒，发热无汗而喘，遍请诸医家，疏方不过栀子、豆豉、豆卷、桑叶、菊花、薄荷、连翘、杏仁、象贝之类，服药后，热不退，喘益甚。恽先生着急了。“终夜不寝，绕室踌躇”，一直到天亮，才拿定主意：“此非《伤寒论》‘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之病而何？”乃援笔书：麻黄七分，桂枝七分，杏仁三钱，炙草五分。持方与夫人云：“吾二儿、三儿皆死于是，今四儿病，医家又谢不敏，与其坐而待毙，曷若含药而亡。”夫人默然。乃配药煎服，药后，喘较平，肌肤有润意，乃更进之，竟得汗出喘平而愈。以上为何公度文，姜佐景节录于《经方实验录》中者。 

麻黄用于风寒表证，并不受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之说的约束，曹颖甫先生曾治一人，患感证无力延医，延至一月之久。曹氏诊之，麻黄汤证仍在，乃用麻黄汤一剂而愈。我在廿多年前读研究生时，病房有一人始为麻黄汤证，因循而未用，二十多天发热不退。乃请赵锡武先生会诊。赵老见其发热恶寒，一日二三度发，无汗，不呕，清便自可，面红，身痒，投以桂麻各半汤，亦一剂而愈。 

前不久见到一位老前辈对他的学生的谈话，说“麻黄不可以用于外感热病，屡用屡败。”反复思之，竟同梦呓，不知其依据何在。

外感风寒当用麻黄，温病初起可不可以用麻黄呢？这在清代温热学家是视为禁例的。但风温初起，往往挟风寒，证见发热而渴，恶风寒，无汗，头痛身痛，虽初起就可能有里热，但同时有风寒束表的表证。吴鞠通也承认有这种情况，他的解释是“春初余寒未消”，但他惑于喻嘉言“微发于不发”之议，而捏造了一段仲景原文，用桂枝汤，颇遭物议，今日视之，也确实欠妥。而银翘散方，虽然用了荆芥，但对风寒外束之表证，就嫌发散之力不足，王孟英主张用葱豉汤，何廉臣、孙纯一就认为不妨加麻黄数分，使病在表者仍从表而解。至于春温、冬温，初起既见表卫为风寒所束而又见里热，俗称“寒包火”者，麻杏石甘汤就更是的当之方了。

因此，说麻黄是“外感第一药”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2咳喘圣药

风寒咳嗽，但治风寒，病去则咳嗽可愈，并非棘手之证。而临床却很常见咳嗽迁延，时久不愈，其中固然有很多原因，据我粗浅的体会，多是医生一见是“急性支气管炎”，便套用西医“消炎”的概念，见“炎”用凉，见咳止咳，其实川贝、枇杷叶、桑白皮都是凉药，不利于风寒咳嗽的，更不消说清热解毒泻火药了，不当用凉药而屡用之，则往往冰伏其邪，而致咳嗽不止。轻者用止嗽散可效，重则只非搬动麻黄不可。

这样的咳嗽，怎样辨证？我的经验，五个字：“无热便是寒”。无热，指舌不红，口不渴（即口干也喜热饮），脉不数，痰清稀。这样便可以用麻黄剂温而散之，常用方为三拗汤，麻黄一般用3～5g，杏仁10g，甘草3g，三拗汤原方麻黄不去根节，杏仁不去皮尖，甘草不炙，可以不拘。方虽三味，麻黄宣肺散寒，杏仁降气肃肺，甘草既缓麻黄之发散，又缓咳嗽。痰多清稀加法半夏、橘红、茯苓，即合了燥湿化痰的二陈汤。此证亦可用苏陈九宝汤（麻黄、桂枝、杏仁、甘草、苏叶、桑白皮、生姜、薄荷、大腹皮、陈皮），此方虽有麻黄汤的四味药，但麻桂用量都仅用3g而已，宣肺散寒，取轻可去实之义，如无意外，一般一至二服药即可获效。

若内有伏饮，而年高体弱阳气素虚，不任发越者，浙江宁波范文虎拟定一方，即变通小青龙汤（小青龙汤照用，除半夏用10g外，麻黄、桂枝、干姜、细辛、白芍、甘草、五味子都仅用3g），我多年使用，效佳而无弊。曾治董某，咳嗽三月不止，咯痰清稀，背寒，舌淡苔白滑，脉沉弦。用此方三剂，即因事入狱，一年后获释，来向我致谢，说多亏了那三服药，不然要咳死在牢中了。

用小青龙汤不必拘定在外受寒邪，即无恶寒发热表证者，只要是痰饮内伏，咯痰清稀，背部冷感，舌淡，脉弦即可使用。盖此际用麻桂，目的不在发表而在温肺散寒。阳虚可加附子；小便不利加茯苓、车前仁；气虚可加党参、黄_；喘促加杏仁、苏子、葶苈子、心烦口干有郁热加石膏、芦根，稍凉服。 

病久肺气虚寒者，证见咳而气喘，畏寒自汗，脉弱无力，乏力，食少，便溏，在原则上麻黄便不可轻投，否则更虚其虚。温肺汤（人参或党参、茯苓、白术、半夏、橘红、甘草、肉桂、炮干姜、黄_、桔梗）可以酌用，方用六君子汤加味。吴楚说：“近来医家凡遇此证，必用麦冬、贝母，以重寒其肺，桑皮、白前、苏子以重泻其气，甚至黄芩、花粉雪上加霜，而病无瘳时矣。”然久病咳嗽也有用麻黄者。患者肺气虚寒，而又感受风寒之邪而咳喘加重，即可以用麻黄。50、60年代何时希先生在西苑工作时，对慢性咳喘曾拟过一张方子叫清金膏，即是取小青龙汤、百合固金汤、金匮肾气丸合方。或谓这样的处方，不是嫌太杂乱了么？不知病情复杂，用药也不得不复杂，虚不得不补，实也不得不泻，那么又何妨补泻同用甚至补泻寒热同用呢？我过去在农村工作时，也曾经这样用药，姜春华老师见了居然大加赞赏，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人体脏腑有此脏寒而彼脏热者，有此脏虚而彼脏实者，何妨此脏温之，他脏寒之，此脏补之，他脏泻之，寒热补泻同用，各不相妨。慢性支气管炎常用这样的方法，以其病情远不止一端也。同时也不能株守发作时治标，平时治本的框框，两步可以并作一步，标本兼治，不过在具体病人身上，有不同的侧重而已。

关于麻黄用于咳喘的剂量，需因时、因地、因人、因证而异，我在汤剂中一般用6～9g，儿童酌减。但就是这样的剂量，也常常被药师把处方打回来，或者要医生签字。这种情况，在成都、上海尤甚，以至乡前辈蒲辅周先生在成都行医时，不得把麻黄研成粉，赠给病人，说是老家带来的“药引子”。犹记60年代中期，农村患慢性支气管炎的病人很多，又无力就医，我采用当时杂志上报道的“麻味甘”散，即麻黄、五味子、甘草各30g，研末，分30包，一日三次吞服，价既廉，效果也不错，用了上百例。调回城里工作后，县医院有位西医叶医生正当盛年，为哮喘所苦，百药不效，连民间单方尿泡鸡蛋都吃过几十个了，也不效。我据她的病情，开了小剂量的小青龙汤，另用麻味甘散。药取回去后，她的母亲误将小青龙打粉，麻味甘散煮成汤药。我闻讯后即赶忙去看望，因为麻黄用量是30g！而叶医生喘息顿平，唯有些心跳，不想睡觉，有些出汗而已。此所谓“歪打正著”，可见在病情需要之时，麻黄也可以用较大剂量的，唯须注意观察，老人、小儿、虚弱人尤应慎重，不可贸然便投以大剂量。

3宣通肺气

风寒外束，肺失宣散，痰热内蕴，积而化火，俗称“寒包火”，以此而发热，咳嗽，失音，哮喘，喉痛者，在冬春季颇为多见，麻杏石甘汤是有效之方。麻黄汤、麻杏石甘汤虽都用麻黄，但取义不同，配伍不同，作用也不同。前者是用以散寒解表，后者用以宣肺平喘。麻黄辛温，得桂枝之辛甘温增强了发汗的作用，得石膏则只有宣肺的作用了，所以即使有汗出也要用它。麻黄之辛温与石膏之甘寒相合，则温性大减，当然石膏得麻黄，甘寒之性味也要打点折扣，正因为如此，前人从其总合之效力说，麻杏石甘汤乃是一首辛凉方。我的体会，用此方的要点是掌握好麻黄、石膏的比例，就一般情况而论，石膏应是麻黄的5～10倍。治廖某失音，证属客寒包火，金实不鸣，我用麻黄4g，杏仁10g，石膏30g，生甘草3g，加花粉、玄参润燥，蝉衣、僵□、牛蒡子、射干振闭，一剂而愈。寒包火证，外则恶寒，内则口干，渴思凉饮，舌红，脉滑数。如无口干舌燥，舌红，脉数，则不唯花粉、玄参不可早投，即石膏也可去之，三拗汤加射干、蝉衣即可。我用麻杏石甘汤治疗单纯性鼻炎、鼻窦炎，患者经常鼻塞，声重，喷嚏，流脓性鼻涕，前额痛，头昏，鼻腔黏膜鲜红、暗红者，常在方中加黄芩、银花、茜草、连翘、鱼腥草、桔梗、辛夷、白芷、苍耳子等，有较好疗效，比单用辛夷散、苍耳散效果好。因为苍耳散、辛夷散虽然都有开鼻窍、散风寒的作用，但药性偏温，所以对肺热之证以麻黄、石膏相配，再加入黄芩、鱼腥草，清肺泻热作用更好，一般10～20剂可愈。至于麻杏石甘汤治疗小儿肺炎、麻疹并发肺炎、百日咳，用之对证，疗效奇佳，皆取其宣肺清热之长，这里就不赘述了。

4消肾炎水肿

我对急性肾小球肾炎初起，以水肿为主要表现者，恒用麻黄。但分寒热二证：发热，咽痛，舌红或身有疮疖，脉滑数者，用越婢汤（麻黄、石膏、甘草、大枣、生姜），去甘草、姜、枣，加白花蛇舌草、野菊花、蝉退、白茅根、益母草、连翘、银花；畏寒，舌淡，脉弦迟者，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加白术、防风、丹参、益母草、茯苓皮、生姜皮、大腹皮，消肿甚捷，蛋白尿，红、白细胞转阴也很快。我有一位老友，是位西医，因工作紧张、劳累、受寒，而病恶寒发热，适我回乡探亲，便为之诊治，热退。又发现眼皮肿，原有的双眼皮不见了，查尿，始知为急性肾小球肾炎。我即用越婢去姜、枣、甘草，加白花蛇舌草、蝉退、野菊花等，二剂其肿即消，尿检亦速恢复正常，连化验师都感到哪有这么快就消失之理。时下世俗差不多都认为中医治病慢，急性病要靠西医，我说要看什么病了，像这样的病，中医药刚好是独擅胜场。最近治一30岁女性，眼睑水肿，恶风，小便不利，外院诊断为急性肾炎，察其舌淡，苔白腻，脉浮，遂拟温肾行水之法，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合五苓散7剂，服至第四剂其肿即消。

由疮毒引起的急性肾炎水肿，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合五皮饮、仙方活命饮或五味消毒饮加减，收效也很迅捷。如邸某，男，40余，青龙桥派出所。1980年春因疮疖化脓感染而出现水肿，经某医院用青霉素注射二周未效，我用麻黄、连翘、野菊花、丹皮、银花、蒲公英、白茅根、桑白皮、益母草、当归、赤芍，二剂即消肿。

麻黄既能开鬼门以发汗，又能洁净府以利小便，故向来为实证水肿初起之要药，我也历用不爽。由于用药时间不是很长，且有是证是药，此对急性肾炎有高血压者，麻黄也不必避忌。

5□证要药

麻黄为□证要药，仲景乌头汤、桂枝芍药知母汤、麻黄加术汤等治□名方都用麻黄。我治风寒湿□，多以麻黄附子细辛汤为主方，张璐说麻黄得附子则“发中有补”，诚是。即湿热□、久□、顽□，也有用麻黄之时，取其开达腠理，温阳散寒，通畅经络。

《内经》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风寒湿相合，性质偏寒，盖风为寒风，寒、湿皆为阴邪也。曾治中央党校司机张某风寒湿□（类风湿性关节炎），仿成都戴云波先生法，川乌、附子、麻黄、细辛、桂枝、干姜、甘草合为一方，服百余剂而终获痊愈。又治张某，女，中学教师，下半身恶寒甚，虽盛夏也见不得一点风，屡用附子、姜、桂辈得小效，然腿寒终不除。于是改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温而散之，仅三剂，即有豁然通畅之感。去麻黄，再用温阳益肾之剂数十剂而愈，其温散通阳之功，于兹可见。

6祛风止痒

麻黄常用于荨麻疹等皮肤过敏性疾患。传统认识是风邪客于皮肤腠理之间，不得出汗，因而郁遏不出。小发其汗，则邪去痒止。我治荨麻疹常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加蝉衣、赤芍、丹皮、防风、荆芥，对服抗过敏西药无效者，投以本方，往往一剂即愈。但兼里热实证者须合清热通腑药，刘河间防风通圣散即用麻黄配防风、荆芥、薄荷祛风于表，大黄、芒硝、栀子、石膏、滑石、连翘、黄芩清泻于里，佐以赤芍、当归、川芎活血，白术燥湿。临床用药，可师其意，不必泥于其方。有些慢性荨麻疹也可用防风通圣丸成药，一日三次，每次6g，研碎冲服。

7用于遗尿

用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遗尿，最先见于四川成都中医药大学彭宪章先生1978年的报导。他观察6例长期遗尿的患者，都有咳喘咯痰的症状，用麻杏石甘汤后，咳喘平，遗尿亦愈，从而推论其药效机理是肺气壅滞，治节无权。我学习彭先生的经验，对肺有痰热者之遗尿，用之确然有效；而无肺热征象者，用麻黄30g、甘草30g、蜂房6g，共研细末，和匀，一日三次，每次4g，亦效。

8温振心阳

麻黄有振奋心阳的作用。李东垣《兰室秘藏》治“客寒犯胃，心胃大痛不可忍”，有麻黄豆蔻丸，以麻黄配伍行气药厚朴、荜澄茄、木香、青陈皮、草豆蔻；活血药红花、苏木、当归等，且麻黄、豆蔻二味在方中用量独大，以之为君，以之名方。不过东垣说的心胃痛，究竟是心痛还是胃痛？古人于此每每含混不清，从东垣“独重脾胃”的学术思想看，恐怕是指胃痛，而从其用药之温阳行气、化瘀合方，用于心痛之属寒凝气滞血瘀，也颇适宜。尤其是方中的麻黄，一般是并不用于胃痛的。姜春华老师说古籍中，《外台秘要》引范汪方，有“通命丸”，即以麻黄为君药，治疗“心胸满闷”，而且邹润安《本经疏证》也说过麻黄“通心阳，散烦闷”。而证之今日临床，麻黄与附子、细辛、干姜、肉桂、丹参、红人参等配伍，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之属，心阳虚者，确有较好的作用，能迅速地增加心率，改善心脏功能。曾治研究生梅智胜之亲戚王某，女，54岁，患“病窦”有年，心率每分钟仅38次，面色苍白，心慌，头晕，乏力，短气，四肢欠温。属阳气虚衰，拟温通心阳，药予麻黄、制附子、细辛、炙甘草、桂枝、红人参、当归、黄_，6剂药后，心率即至62次/分，头晕、乏力、肢凉等症状减轻，汤方更加玉竹、白芍、枸杞子、枣仁、桂元肉、远志、龙骨、牡蛎，兼养心阴。调理二月余，病情稳定，可去户外散步或短距离内买东西。当然，麻黄用于心阳虚心气虚，其作用不过是振奋阳气，治心阳虚之本，必须与大剂参、附、桂、姜同用，始克有济，这是应予强调的。

9破症坚积聚

麻黄“破症坚积聚”的记载，出自《神农本草经》。徐灵胎说这是因为麻黄“能深入积痰凝血中，凡药力不到之处，此能无微不到”也。古人论药，多系推理，可贵者在证之于临床实践。《本经》的记载，徐灵胎的诠释，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清代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的名方阳和汤，用麻黄与熟地、鹿角胶、肉桂、白芥子、干姜炭、甘草相配伍，治疗阴疽、痰核、流注结块，患处漫肿无头，皮色不变，舌淡苔白，脉沉细者。

王氏说阴疽是气血两虚，毒痰凝结而致，治之之法，用大剂熟地、鹿胶峻补气血，但非麻黄不能开其腠理，非肉桂、炮姜不能解其寒凝。此三味虽酷暑不可缺也，只有腠理一开，寒凝一解，气血乃行，毒亦随之而消。马培之也说“此方治阴证，无出其右，用之得当，应手而愈。”

多年以来，我用阳和汤治疗中老年乳腺增生屡屡得效。如患者何某，男，50岁，绵阳市委党校干部。1982年5月发现左侧乳头内陷，乳头下有一核桃大小的肿块，能推动，无疼痛感。当地医院拟诊为乳腺癌，即赴成都四川医学院进一步检查，门诊、病理科均认为是乳腺癌，遂入院手术。术中活检，结果为良性，乃改诊断为“男性乳腺增生病”，认为可能与患者过去患前列腺炎，长时间服用雌激素有关。返绵阳后，8月中旬，不意右侧乳头下又发现一核桃大小的肿块，西医建议服中药治疗，在当地用疏肝理气，活血化瘀，软坚散结中药二十余剂无效，乃来信求助于我。我寄去的处方用药，也和上述治疗差不多，又二十来付，了无寸效。再来信相商，反复筹思，患者年届五旬，久用疏肝无效，应考虑冲任亏虚。遂用阳和汤加丹参、淫羊藿、法半夏、青陈皮、当归，鹿胶改用老鹿角，取其活血攻坚。服至15剂，肿块开始缩小，坚持服26剂，即完全消散。患者今年已70岁，每年都有电话给我，至今未见复发。

最近在三芝堂治疗王某，女，63岁，北京某中学教师，于今年2月底洗澡时发现大腿内外有8个、上肢3个圆形疙瘩，大约1.21.2cm，有2个局部紫瘀，其他皮色不变。乃去协和医院作活体切片检查，诊断为非何杰金氏恶性淋巴瘤（切片号3021194，3021196），诊其脉弦滑，眼眶周围黯黑，拟诊为“痰核”，用温阳活血化痰通络法。用阳和汤（麻黄每剂用3g）加姜半夏、炮南星、山甲珠、僵□、橘络、紫背天葵、丹参、桃仁、红花等，5月13日开始，服药12剂，已有一个结节消失，因在非典期间，未来复诊，自取原方，服至38剂，结节由10个减至2个，其间新起一个，起而又退。至本文成文之前数日，来复诊，仅下肢余一个矣。

现代外科名家北京赵炳南先生亦赏用阳和汤，其经验方外用“消化膏”有温阳散寒，活血消肿之功，方即用炮姜、红花、白芥子、南星、生半夏、黑附子、肉桂、大戟等与麻黄配伍；治疗腋窝淋巴结核、胸壁结核、胸前疽、腋疽等疾病的回阳软坚汤，即阳和汤的加减方（去鹿角胶、甘草，加白僵□、橘红、三棱、莪术、全丝瓜）。从古今经验结合《本经》的记载，似不能用一般的散寒、开腠理、开泄卫气之类说法来解释麻黄在方中的作用，而是要肯定麻黄的“破症坚积聚”作用，徐灵胎之说还嫌说服力不足。如何能有这样的作用？我看不难作释，那就是以其迅捷之性，温通阳气，气通瘀散，则其病可去。

以上，我分别从几个不同的方面谈了个人对麻黄的认识。为什么要谈这些，主要是我不满于当今大学中药学教材麻黄发汗、平喘、利尿三大功用之说，我觉得教材这样的编写方法，在某个意义上说，不是写中医教材，而是印证麻黄含麻黄油，麻黄碱，伪麻黄碱等化学成分的作用。照此下去，在堂而皇之的“科学”的大旗下（谁敢跟“科学”较劲儿呢），不仅要丢掉前人许多宝贵的经验，而且危及中医药的前途，希望引起同道的重视。而我所谈，并不全面，也很肤浅，企盼同道指正。

此外，我还想再谈谈与麻黄有关的一些问题。麻黄辛、苦、温，但非大热。李时珍引僧继洪言，说有麻黄之地，冬不积雪，恐怕不是事实，或者是把偶然看成了必然。我去年在山西曾问过当地药农，药农大笑，说哪有那回事。或许就是由于以讹传讹的缘故，才使人们畏麻黄如虎吧？

其实单味麻黄，用一般剂量（成人6～9g）入汤剂，在体质壮实者，并没有很强的发汗作用。蒲辅周先生深知麻黄的利与弊，从前他在四川农村县镇行医时，遇时行感冒，发热无汗者，常用走马通圣散，即麻黄研粉，二份，甘草研粉，一份，合匀，每服3～5g，得汗则停服，可收汗出热解之效。“走马”，言其效之迅捷也。查《景岳全书》亦载此方，唯多雄黄一味耳。但走马通圣散并非峻汗之方，蒲老曾向我指出：就是麻黄汤。因为麻黄与桂枝相配，发汗之力大大增强，但亦非一般书上说的“峻汗”之方，唯大青龙汤才是峻汗之方，虽然也是麻桂同用，但桂枝量二两未动，麻黄用量却由原方的三两倍量为六两了。记得余无言先生《余氏父子经验方》说：服桂枝汤不可汗出如水流漓，麻黄汤用后必须大汗淋漓始解，但麻黄汤发汗之力并不如何强大。

当然，我国幅员广大，南北东西，温差甚大。在东北、西北、西南，如遇伤寒表实证，用麻黄2～3g，等于不用，而在江南、岭南，确实往往2～3g即可得汗。不唯此也，不同的人用麻黄后反应也不同。秉赋强，体质壮，药与证又相当者，用之固佳，而体弱之人，即使当用者也要斟酌。我看以前丁甘仁医案，麻黄2～3g，桂枝2～3g，石膏9g，也叫“仿大青龙法表里两解”，不禁窃笑。后来读《程门雪医案》，才知素禀孱弱者，不要说麻黄，就是用桑叶也会造成汗出不止，说明在不同的医疗对象面前用药，还是应当持小心谨慎的态度。

此外，麻黄毕竟有泻无补，毕竟温燥发散，所以一般说应中病即止，不宜长服久服。外感时病用麻黄，得汗即须停用；哮喘、□证等内伤病用麻黄，须较长时期使用者，一般不宜大量，而宜得效后减量，同时还须注意调整配伍。刘渡舟老师曾治一人哮喘，用小青龙汤甚效，患者亦以此方为依赖，连续用十余剂，不意竟鼻衄如注，不得不送医院急救。刘老因此认为用小青龙汤喘减者，可用苓桂剂调理为妥。张锡纯《衷中参西录》亦提出过：北地严寒干燥，各令却最多伏热伏燥，故用小青龙汤，不管有没有里热烦燥，都可以加石膏；用小青龙汤得效后，病未全愈，或愈而复者，又可用从龙汤（龙骨、牡蛎、白芍、清半夏、苏子、牛蒡子）。同样道理，在外感病用麻黄汤时，张锡纯主张，凡阴分不足，内有蕴热者，宜加知母，是为麻黄加知母汤；气虚者则可酌加益气药。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之谈，足资临证用药参考。

由成都人怕麻黄想到的

解放前，有一位老前辈在成都行医，一次在方中开了三钱麻黄，却被药店拒配，说：麻黄用量太大了，吃了要出问题。一而再，再而三。这位前辈只好不再开麻黄了。他从家乡带了一大包麻黄粉到成都，到需用时，包成小包赠给病人，说是“药引子”。1972年，我去成都为一位支气管哮喘的病人治病，方中用了10g麻黄，不意几十年过去了，仍遭药店拒配。虽郑重注明：“如有问题，由本医生负责”，再一次签了字，仍然不行。可见成都人真是怕麻黄。 

南京中医学院孟澍江老师来京讲学谈到：江苏人怕石膏。高热，大渴，汗出，脉大，白虎汤本为的对之剂，因方中石膏用量大，病家疑惧，药店拒配。孟老师便自行准备了石膏粉，拌上青黛，诈称“秘方”以贻病人。当然，孟老师说的是解放前的事了。

上海人怕附子。当年祝味菊、刘民叔等四川籍医生，就在上海以善用附子名声大噪，祝先生还有个“祝附子”的外号。祝治热病，虽高热唇焦色蔽，仍力主用附子，盖病未去而心阳已经不支矣。名医徐小圃擅长养阴，几个儿子却都死于热病。某年，一子又病发热不退，不得已，请祝会诊，祝开方就是附子，服后居然热退神清，好了。章次公先生因此而称祝氏用药“心狠手辣”，徐氏自是为之心折。至今沪上徐氏儿科之用附子，皆昔时祝公所赐也。刘民叔先生治僧惠宗胃癌大出血，脉微欲绝，昏迷不醒，先是阻止西医输血，继则开方用附子30g、干姜15g配干地黄、阿胶、白芨、伏龙肝、花蕊石、甘草、云南白药，3日后血即止。然习俗流风，殊难扭转，二公长技，竟为空谷足音，且多诽谤之言。知之者，其时惟章次公、姜春华二先生而已。

麻黄、石膏、附子，虽皆猛悍之药，然用之对证，便真的效若桴鼓。古往今来，例证多多。其实又何限于这三味药，所有药物，当用，不当用，皆当由医生决定，当然也由医生负责。患者疑之，是为流言所惑；药房拒配，则毫无道理可言。然其始作俑者，又必是医生，且必是名重一时者，以一己偏狭之见，遂致覆水难收矣。 

以叶天士、王孟英用柴胡、葛根为例，叶天士虽然不像徐灵胎说的“终身与柴胡为敌”，但他治疟不用柴胡，治温热病忌用柴葛，却是真的。“柴胡劫肝阴，葛根耗胃汁”，虽是张凤逵语，但一经叶氏引用，影响就大了。于是后世医家对柴、葛便存畏忌之心。如《温热经纬》引沈再平语云：“疟本非死证，唯概以柴胡治疟者杀之也。”又引汪氏语云：“正疟必用此汤(小柴胡汤)，若似疟非疟，妄用柴胡，必提成长热不退，或两耳大痛，甚至神昏，更或引动肝风，痉厥立至，生平见之屡矣”。《重庆堂随笔》引赵菊斋说：“先慈肝阴不足患外感，医投柴胡数分，下咽后即两胁胀痛，巅顶之热，如一轮烈日当空”。肝阴不足，当忌柴胡，疟不可拘于少阳一经、小柴胡一方，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平心而论，有他们说的那么邪乎么?王孟英对葛根的偏见也太甚：孙位申患感冒，症见耳聋，医者泥于少阳小柴胡之剂，聋益甚。孟英视之曰：伏暑也，与伤寒治法何涉？改投清肺之剂，聋减病安。将进善后法矣，忽然耳聋，询悉误服葛粉一碗，不啻误服小柴胡一剂，复投肃靖肺胃药，寻愈。

葛粉，即用葛根加工的淀粉，浙江人常用它来代藕粉。即使不当吃，也不至于如“误服小柴胡一剂”而致耳聋复发的地步吧?潘澄濂老师平生最服膺孟英之学，惟于王氏对葛根的偏见有过批评，说是“白璧之微瑕”。

谈大黄──兼与沈自尹院士商榷

1．关于大黄的别名

沈自尹院士在《北京晚报》2002年12月26日发表了“宫廷大黄研究的继承与创新”一文，首先提到“大黄古代亦称黄良，言其疗效良好，性质良好也；又称将军，言其能戡定祸乱，是救民于水火的将帅，并将大黄、人参、附子、生地喻为佛教中的四大金刚”。大黄的确有许多别名，其中也确以“黄良”、“将军”最为人知。为什么别名“黄良”？张锡纯说：“《神农本草经》谓其能‘推陈致新’，因有黄良之名。”（《医学衷中参西录.大黄解》），一语破的。如果还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因为大黄虽有推陈致新，祛邪扶正之力，但不若巴豆、甘遂之类峻烈。如果说“黄良”就是“疗效良好”，则人参、干姜、附子、石膏用之对证，哪一味中药不“疗效良好”？何得为大黄一药所独专？大黄有“将军”之名，则以其“迅速见走，直达下焦，深入血分，无坚不摧，荡涤积垢，有犁庭扫穴之功”（《本草正义》）；“主通利结毒也，故能治胸腹满、腹痛及便闭、小便不利，旁治发黄瘀血、脓肿”（《药征》）；“气味重浊，直降下行，走而不守，有斩关夺门之力，故号为将军”（《药品代义》），“推陈致新，去陈垢而安五脏，谓如戡定祸乱以致太平无异，所以有将军之名”（《汤液本草》），无非是言其药性及作用，推陈致新，攻坚破结，俾邪去而正安而已，怎么竟被扯上“救民于水火”来？至于说古人将大黄、人参、附子、生地喻为佛教中的“四大金刚”，不免有望文生义之嫌，不知出于何人何书？我读书不多，只知道明代张介宾曾称大黄、人参、附子、熟地为“药中四维”，以大黄、附子为药中良将，言其攻邪之力；人参、熟地为药中良相，誉其扶正之功（《景岳全书.本草正》）。良将良相何时竟和佛教中的“四大金刚”扯上关系的？请沈院士有以教我。

2．大黄是补药还是泻药

这本来不算个问题，不懂医的老百姓也能答出来，但是，大谬不然，例如前些年，有位中国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访问学者，当李约瑟夫人问他大黄的作用是补还是泻时，他的回答居然是：“有一点补”。这个小故事后来还收在他写的一本书里。沈自尹院士则写道：“宋代名医张之河也是应用大黄的能手，他提出‘养生当论全补，治病当论药攻，通下才可以补虚的观点，并明确指出阴虚则补之以大黄硝石’”。宋代没有名医叫什么张之河的，倒是金代有位名医叫张子和，他确实提出过“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用药攻”的观点，也确实说过“阴虚则补之以大黄硝石”。但是，张子和的本意是因为世俗喜补而畏攻，但病是由邪气强加于人而起，所以“先论攻其邪，邪去则元气自复”，如果邪盛之时畏攻用补，那就等于资寇助粮；只有攻邪，才是有效保护元气的方法。所以这种“不补之补”，才是“真补”。也就是说，张子和之论，是为了补偏救弊。不过他的话失于偏激，“阴虚则补之以大黄硝石”是因为热邪劫烁津液，用硝黄撤去其热，阴即受到最有效的保护，但这并不是说大黄芒硝真有补阴的作用。我们评介古人学术观点，要有分析，要有批判，而不是不负责任地照抄出来，否则还叫什么“研究”？只能是误导。

3．大黄治疫

有关“疫”的记载早出于《伤寒论》，《素问遗篇.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和他差不多同时的曹植在其名篇《说疫气》里说“建安二十二年，疫气流行，家家有强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或沿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联系到仲景原序中说的“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未及十稔（不到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可知《伤寒论》的主要内容是疫病即急性热性传染病的证治。

《伤寒论》阳明篇的白虎承气二方，就是疫病（当然也包括感染性疾病、杂病）的有效处方，白虎汤是清法代表方，承气汤是下法的代表方，疫病到了阳明阶段，得清下二法而解者，柳宝诒说“十之六七”，实际上恐怕还不止此数。也就是说，疫病治法是包含在《伤寒论》中的。但后世明确提出“疫病”的概念，还是一种进步，是对仲景之学的继承和发扬。

现在再回到大黄的话题上来：

用大黄治疫，始见于《元史.耶律楚材传》。其时元军南下，军旅中出现疫病，耶律楚材让大家服大黄得愈。是什么样的疫病？《元史》说是“土疫”，五行中脾胃属土，可知是消化系统染病。其后若干年，在《丹溪心法》中，有“人间治疫有仙方，一两僵□二大黄”的记载，丹溪不以外感病见长，这张方子，是否与《元史》上述记载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明代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提出，大黄之用，本为逐邪，邪热是疾病的本质，结粪只是邪热内结的现象，所以不能等到结粪形成才用下法，贵乎早用大黄，频用大黄。当然他也分表里，但温疫热变甚快，初起一二日，服达原饮一服，早晨还苔如积粉，中午苔就可能变成黄色，这是邪毒传胃，这时就要在方中加大黄了；午后舌黑生刺，鼻如烟煤，便当急投大承气汤。这样的认识，别开生面，是宝贵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我在农村、工地工作时，多用此法。

石某，男，40余岁，在春耕会议期间患流行性感冒，发作性憎寒发热，身痛如被杖，无汗，舌红，舌苔白腻，脉滑数，曾自服中成药及汤剂荆防败毒散未得汗。病属风寒挟湿，邪伏募原，予达原饮（厚朴、草果、槟榔、知母、黄芩、赤芍、甘草）一剂，当晚服药1次，次日晨突发寒战，舌苔由白腻转为焦干，厚如积粉，此热盛劫津之象，加入大黄15g，葛根、柴胡各15g，羌活12g，一服即腹中雷鸣，再服即得畅便2次，汗出如渖，臭秽难闻，寒热身痛皆愈，表解里和而安。

但是，需要指出，吴又可治疫，并非如沈先生所说“有邪必逐，除寇务尽”，更不是只知道一味用大黄猛攻，而是视具体情况而定，表里虚实还是要分的，不能攻者即不攻。如他说初起“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愈后大便数日不行，别无它证，此是三阴不足，此致大肠虚燥，此不可攻”。强调逐邪，然亦必因证而施，这才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近至近代，江西肖俊逸（人称肖大黄）善用大黄治疗肠伤寒，上海聂云台的表里和解丹、葛苦三黄丹亦都以大黄为主药。肖氏治肠伤寒，主以攻下，应下即下，以大黄、黄芩、黄连为主，且一直服至热退为度，若热虽退而黄苔未化，亦须继续服用以防“再燃”。20世纪50年代陕西米伯让治疗钩端螺旋体病，对钩体温黄（黄疸型）热重于湿，高热持续，黄疸不退之重证，主张用清瘟败毒饮重加茵陈、大黄，获得显著疗效。南京周仲瑛、江西万兰清等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病中最为棘手的“少尿期”，以大黄配合芒硝、枳实、生地、麦冬、白茅根、猪苓、桃仁、牛膝，一般2～3天即可进入多尿期甚至跃过多尿期进入恢复期。这些也都是大黄用于疫病所取得的新成绩。

4．大黄用于急性感染性疾病;

大黄可用于多种急性感染病疾病，如肺炎、胆囊炎、胆石症、急性胰腺炎、急性阑尾炎、败血症、尿路感染以及细菌性痢疾等，用得恰当，效如桴鼓，兹就肺炎言之.

今人治肺炎，主张早用大黄，如江苏省中医院用麻杏石甘汤加生大黄、大青叶、金银花、紫草、蒲公英等，北京西苑医院用清肺液（大黄、黄芩、赤芍），友谊医院用肺炎泻热方（大黄、玄明粉、甘草、玄参），据大宗病例报告，效果很好，尤其对病毒性肺炎及耐药菌株产生的细菌性肺炎，往往可以有抗菌素起不到的治疗效果。以上这些经验都是具有突破性的。

我学习这些经验之后，有些肤浅的领悟。肺炎一般多归属于中医学“风温”范围，初起病在肺卫，“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其中一部分可以依照这样的证治规律而获效，但更多的患者，初起卫分证多不明显或极短暂，一开始就出现喘、憋、高热、口渴、烦躁不安等里热证，这显然不是“在卫汗之可也”能解决问题的，这是温热伏邪又挟痰热的表现，因此不同于一般的风温肺热，一开始就要用苦寒直折，佐以清热化痰，甚至通腑泻热，这时及时合理地使用大黄，就是合符辨证论治原则的，是“有是证，用是药”的，而不是把大黄视作抗生素，在抗生素疗效不佳时寻找到的一味替代药。这些认识是否有当？盼同道指正之。

兹录我的一例重症肺炎治验：

林卫仪，女，8岁，住荷兰埃因霍温大学医院，因肺炎病危进入监护室。各种管子插了一大堆，病不见轻，其家长征得荷兰医生同意试用中药。顷诊：高热，神昏，抽搐，痰声如曳锯，隔著玻璃窗也能听见，颜面潮红，额有微汗，舌红，苔黄腻，脉滑数，此痰热壅肺之重证，拟通腑清热豁痰定惊。药用生大黄10g，黄连6g，黄芩6g，焦栀子6g，全栝楼10g，猴枣粉0.3g（二次冲），钩藤10g，川贝3g，石膏30g（先煎），羚羊角丝10g，前胡3g，石菖蒲3g，桔梗3g，鱼腥草10g，1日1服，分3次鼻饲。服1剂后得泻3、4次，再剂加芦根30g，鱼腥草加倍，热退喘平，抽搐亦止，患儿第3天即进入普通病房。

5．止血圣药

大黄止血，早见于仲景《金匮要略》泻心汤证，此方实即大黄黄连黄芩泻心汤，治疗热邪内炽，迫血妄行之吐血衄血，方中主药即是大黄，不仅可用于吐衄，咯血、便血、尿血、妇女崩漏，只要是实热出血，大黄皆有殊功，且大黄止血而不留瘀，故唐容川《血证论》称之为“圣药”。 

我多年来用大黄治疗支气管扩张或肺结核大咯血、鼻出血、胃溃疡吐血、便血、痔血，也都收到较为理想的效果。 

患者陈林，男，18岁。因肺结核进展期、肺出血，住某医院。每天早、中、晚都要咯血1次，每次约50～100ml，已5天，总失血量约1800ml，曾用维生素K、维生素C、仙鹤草注射液、云南白药、脑垂体后叶素及养阴清热止血中药，血未能止。我诊其脉，弦数有力，舌红苔薄黄而干，面赤，口鼻气热，干咳，胁痛，大便色黑而硬。证属木火刑金，用大黄黄连黄芩泻心汤加味，1剂血止。

由这个病例可以看出：大黄止血，用之对证，其效立见，然必“先议证，后议药”，不是什么样的出血都可以一概地用大黄。例如阳气大虚即“阳虚者阴必走”（杨仁斋语）的出血、脾失统摄的出血，均非大黄的适应证，误用之则祸不旋踵。

6.大黄是气分药还是血分药

判断一味药是气分药还是血分药的标准，除了一般的形、色、气、味外，主要还在于药的功效，而药的功效又主要来自医者的经验。李时珍提出并强调大黄是一味入血分的降火要药，“凡病在五经血分者宜用之”（李说的“五经”即足太阴、手足阳明、手足厥阴）。他还说“若在气分用之，是谓诛伐无过矣”。沈先生对李说是持肯定态度的。细思之，大黄入血分固然有理，如仲景名方大黄虫丸、下瘀血汤都可以作为依据，但三承气汤、大陷胸汤及丸、厚朴三物汤、大黄甘草汤及后世名方如礞石滚痰丸，主治皆在气分。考诸文献，《神农本草经》既谓大黄“下瘀血，血闭寒热，破症瘕积聚”，又谓大黄“主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湿，安和五脏”，明明白白地表明大黄既入血分，又入气分，李时珍所言未必恰当。为什么“在气分用之”就“诛伐无过”？无非强调大黄是血分药，故在气分者不可用也。如果真如他所说，那么大、小、调胃三承气汤将置于何地？攻下热邪与燥屎又怎么会是“诛伐无过”？胃火上冲，食已则吐，仲景用大黄甘草汤，你说是治气还是治血？滚痰丸用大黄黄芩泻火，礞石坠痰，沉香行气，与血分竟完全无涉，也是“诛伐无过”吗？

读古人书，不要作古人的奴隶，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就是这个道理.

7．叶天士治温病不轻用大黄.

叶天士是清代温热学派的领袖，惜生平无著述，《外感温热篇》、《三时伏气外感篇》皆其门人记录而传世者，反映了叶氏的温热学理论和经验。

叶天士治温病不仅用大黄非常谨慎，就是其他苦寒药，也反复告诫，不可轻投。他虽然指出“三焦不从外解，必致里结，里结于何，在阳明胃与肠也，亦须用下法”，但温病与伤寒不同，特别是“吾吴湿邪害人极广”，“多湿邪内搏”，故下之不宜猛而宜轻。“邪已入里，表证必无，或存十之一、二”，当下者“亦要验之于舌，或黄甚，或如沉香色，或如灰黄色，或老黄舌，或中有断纹，皆当下之，如小承气汤，用槟榔、青皮、枳实、元明粉、生首乌等，说“如”，而不言“与”、“宜”或“主之”，所用的药中也不提小承气汤的主药大黄，都可以看出他在用不用大黄上的态度，而其之所以反复论舌，也在表明哪些情况可用，哪些情况不可用。我们再看他的《临证指南医案》，温、暑、湿温、燥、疫诸门所有医案，竟无一例用大黄者。沈自尹先生说：“清代名医叶天士，在我国医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应用大黄的重要体征之一是‘最要紧者莫过于验舌’，‘若黄苔或如沉香色或灰黄色或中有断纹者均可用大黄’，他认为‘湿热病者不论表邪罢与不罢，但兼是证，即可用大黄泻之’”。叶天士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不知沈先生是在叶天士的哪本书上看到的？

正是因为叶氏治疗温病用药轻淡，即当用大黄等苦寒药时也不用，所以遭致姜春华先生尖锐的批评，他说：“我们看清代许多名医医案，治疗温病（包括湿温）险证百出，令人惊心动魄，其效果之所以不佳，正是受此老之教，清淡如儿戏。”据说，沈院士曾经和姜老共事过，不知他听到过这些话没有？要是知道，那就不会把上述“均可用大黄”，“即可用大黄下之”这些话加在叶天士头上了。

8．大黄的用法用量

大黄的用法有很多讲究：单味开水浸泡或只煎一、二分钟，则力锐，与其他药同煎则力钝。脑出血昏迷病人，水入则吐，腹胀，不大便，舌红，苔黄而干，即用前法，分作2杯，先服1杯（约100ml），腑气若通，另一杯即不用，不通，再服第2杯，无不在二、三小时内排出稀溏便，久煎则无此作用。此类病人，虽属邪实，毕竟正虚，用大黄要谨慎，正所谓“偷营窃寨，可一而不可再”。肺胃实热，咯血吐血，用大黄粉吞服效果优于汤剂。大黄用酒炒则利于行。头面之病，亦多用酒炒，《用药法象》说“大黄之性沉降，酒炒则可上升，如鸟巢高巅，射而去之”。大黄用醋炒，缓消瘀血，且服后无腹痛之弊。小剂量（2g以下）醋制大黄装胶囊中吞服，有通便、健胃降脂、轻身减肥作用，气虚人、老人、妇女可配以一定比例的生晒参或红参须。1992年我在马来西亚工作时，曾拟此方，许多华侨朋友服后反映不错。

至于大黄炒炭用，实无深意，古方十灰散用之，大黄炭的作用无非收敛止血。而吐血、衄血、咯血之由气火上冲莫制者，用大黄炭则无效，必得生大黄苦寒沉降以直折之；阳明里结痞满燥实，也不用大黄炭，必得生大黄配枳实、厚朴、芒硝，通利荡涤；至于症瘕积聚、恶血瘀滞、黄疸、癫狂、疮痈、跌打损伤，亦皆宜生用，或酒制、醋制，炒炭则气味俱失，欲用它拨乱反正，岂能有效？曾治一人大咯血，用生大黄得效，改用制大黄后，其火又炽，血不得止，不得不再用生大黄。

大黄用量，因人而异，因证而异，有的人用15～20g可能毫无动静，有的用3～5g即大泻。如本市农科院刘仁玉老太太，患急性阑尾炎，我用大黄牡丹皮汤加减，大黄用10g，即腹泻不止；另一例张姓阑尾炎老人，用30g却腹满如故。血证用散剂，1日3次，每次3g为宜；一般感染性疾病，每剂汤药常用量为6～15g，急腹症、疫证用量可达15～30g，甚至更多一些。一般说，用大黄都要中病即止，即《内经》所谓“大毒治病，十去其六”，“衰其大半而止”，如急腹症大便秘结者，可重用大黄、芒硝，而得效后大便溏泄者，就要减少大黄之量，泄得厉害的，则停用大黄。胆囊炎、胆石症患者当用大黄，一般也多采取“打打停停”的战术，片面地强调“除恶务尽”，其实很不科学，不顾正气，一味蛮干，肯定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