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治疗是心理作用’？别逗了! 西方针刺研究中的缺陷和错误

Colquhoun D 注意到那些支持针刺治疗的文章多来自与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和日本等地。我们却也注意到这些不支持针灸的文章多来自于西方国家中的家庭医生或理疗师之手。这些西方文章中，针刺组的有效率比普通对照组仅仅高30%-50%，而比心理暗示组高大约10%-15%左右。这种有效率远远低于我们临床上的有效率，也低于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针灸试验报告。我们不得不怀疑参加这些课题的针灸医生的针灸临床能力。

一个针灸医师的临床治疗能力绝不在于他读过几年针灸课程，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受到的针灸培训，或有多少年针灸治疗经验。这些都不该是选择作针灸临床科研的针灸师的绝对标准。我们认为参加针灸临床科研，其针灸师必须是当地针灸治疗水平比较高的针灸师，如果是中国针灸协会推荐的医师则更好（注15）。要知道，你所参加的针灸科研，其结果会被解释为针灸如何如何，而不是你自己本身的能力如何如何。你是代表针灸界的。

注15：针灸协会推荐也需要证据。

针灸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疗法。不见得学历高和受到针灸教育的时间长就能保证临床疗效高。我们身边有的是中国大陆来的中医学院毕业多年的主治医师，别说是针灸，就是草药治疗的疗效都很一般。他们过去在临床上根本就不用针灸而只用草药治疗，或者根本就没有从事过中医临床。这样的人来到西方国家，也能拿到针灸执照。难道说他们的针灸水平就能代表真正的针灸技术水平吗？

西方国家有些理疗师，脊骨矫正师，家庭医生，参加了短期针灸课程后也能拿执照和从事针灸治疗。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到底每天在临床上用针灸的频次有多少：每天用针刺治疗几个病人？特别是他们参加科研前，对于所研究的病症用针灸治疗的有效率有多高？如果你每天用针灸治疗病人只有1-2个，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采用你本来的专业手段（如理疗，脊骨矫正，按摩，西药等），就很难说你的针灸水平能有多高。

对于这些本身临床上病人量就很多，病人需要预约到两到三个月以后的医生们，很难相信他们会每天用针灸治疗超过3个以上的病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说他们是西医医生，有数年或数十年针灸执照，有什么意义？

通览西方针刺研究文章，给我们的感觉是西方的针刺研究者们觉得上了几百小时的课，拿到了针灸执照，就有资格“代表”针灸参加针灸临床研究了。似乎是他们觉得针刺就是将针扎入那些指定的皮肤位置，动一动针病人就会有“针感”，这针就该发挥治疗作用。如果研究结果是针刺的疗效和虚拟对照组差别不大，他们从不检视是否是因为自己的技术不过关，而只是直接下一个针刺没有疗效的结论。中国针灸界参加针刺研究的人的资格来自于他们的文章，他们的工作是否有助于提高传统针刺的疗效，或有助于更深入了解针刺的原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的文章绝无可能被发表。而西方针刺研究的文章不管结果如何都可以得到发表。从提高针灸疗效的角度看，这些文章多少属于垃圾，或属于所说的“杂音”。

如果不注重针灸师临床水平，那么设计的再好的研究也得不出真理。就如同让一个新手用一把新枪打靶。再好的枪也保证不了这枪手能射中靶心。

任何与个体技术有关的科研，比如说针刺，按摩，脊骨矫正等等，都需要选拔该行业有代表能力的人参加，而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行。比如说我们不能让美国某个拳击学校的学生和泰国的拳王比赛。否则，美国选手输了，我们能说是美国的拳击水平差劲吗？如果我们这样评价，美国人会心服口服吗？

Hawk C（2002）报告在三个诊所对患有慢性盆腔痛的病人采用脊骨神经科治疗，治疗六周后在三个诊所的疼痛指标分别下降了59.1%，26.9%，84.6%，平均为56.6%，治疗组的效果竟然比三个诊所同时设计的心理暗示对照组的平均值（68.5%）还低。在这三个诊所行该治疗的医生，据报道分别有20年，10年，12年，和5年临床经验。作者不得不承认“在大样本，多中心临床试验中，使得技术和人员的统一在试验组和心理对照组之间是不可能的。也许，我们可以将传统的，在西医药物临床试验的次序倒过来。西医药物试验是先测定安全性，然后是治疗有效性。而脊骨神经矫正治疗-一种应用了超过100年的替代医学治疗手段-几乎不可以当作新的治疗方法。我们也许有理由先研究它的有效性。如果我们允许脊骨神经矫正医生按照他自己的经验操作，如果这种试验的结果被一再证明和现行的西药治疗相比是有效的，我们再进一步深入研究它的机理。”可见，按照行医年代的久暂判断临床治疗能力是不可靠的。

这种针灸师之间的技术上的差异如此明显，以至于会改变最终科研的结论。比如说在Forbes A[681] 的试验中，针灸师 A 治疗 12 名 IBS 病人，50% 的病人的症状指标下降了4，而另外一名针灸师 B 治疗了 15 名IBS病人，该指标下降等于或超过 4 的为 33.3%。不得已，课题组织者只得将二人所治疗的病人全归纳在一起，以便减少由于针灸师技术上的差异造成的最终结论的不可信。那么，对于那些动用了多个针灸师和多个诊所所作的试验，而且是由理疗师或家庭医生所参与的针刺实验，其结果能有多大的可信度？

White P (2012)[i] 用针刺治疗骨关节炎。研究中有三个针灸师。其疗效分别为37%，17% 和62%。尽管作者解释说这第三个针灸师疗效好是因为其让病人觉得更专业，像个专家而起到更强的心理暗示作用，但是也排除不了其临床水平就是明显高。不管其原因为何，针灸师之间如此明显的疗效差异不可能不是导致研究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果以第三个针灸师的疗效和虚拟对照组相比，就有可能出现针刺组疗效比虚拟组高的结果（63% vs 28.4%, 或63% vs 39.2%）而不是报告的无差别。

[i] White P, Bishop FL, Prescott P, Scott C, Little P, Lewith G. Practice, practitioner, or placebo? A multifactorial, mixed-method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acupuncture. Pain. 2012 Feb;153(2):455-62. doi: 10.1016/j.pain.2011.11.007. Epub 2011 Dec 12.

另外一个例子是 Deng Ｇ[682] 等人治疗乳腺癌病人的潮热症状的文章。试验过程中针灸师被更换，其潮热下降曲线竟然出现了反转。而且针刺每周 2 次，连续四周后，潮热只下降了大约 30%-35%，和虚拟对照组基本相同。

Fregni F (2010) 在一个理疗研究者联席会��后作的会议总结中指出物理治疗的临床实验中面临的一个问题和针刺等依赖个人技术的治疗手段一样，就是由于治疗师个人治疗能力的不同而导致临床实验结果的不一致。这些物理治疗界的研究者们建议物理治疗应采用大样本，多中心，多名物理治疗师参与的临床实验，目的是能平衡不同治疗师之间的差异。这个现象对于针灸研究也存在，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无论是物理治疗还是针灸治疗，最有能力的治疗师总是整个群体中的少数人。只有这些高能力的治疗师参与的实验结果，才能代表这个行业的最高和最有可能达到的治疗能力，才能说明这中治疗手段是否有真正的治疗能力。否则，当一大群能力不一的治疗师都参与同一个研究，其结果必定会下降，因为这个群体中能力一般和能力较差的人远比能力强的人多的多。由这些能力残差不齐的治疗师参与的实验结果只能表明当年当地某种治疗手段的水平，而不能代表该治疗手段的真正水平。所以，选拔参加临床实验的治疗师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绝不能随意猜测[683] 和一概而论地说西方培养出来的针刺医生（西方人或中国人）就一定技术差而来自中国的针灸师技术就一定好；或认为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的针灸技术和西学中的针灸师在同样参加5到10年针灸临床后相比，前者必定比后者高；或大陆针灸医生技术必定比港台针灸医生技术高。就好比中医博士的医疗能力未必比同年毕业的和一直参加临床工作的同学的临床能力强；或学院毕业生的能力就必然对所有疾病的治疗能力比民间或基层中医医师的能力强。我们不能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妄加推测。如果一个针灸医师勤学好问，还有一定的门诊量的实践，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针灸专家。所以，我们有必要客观地检验参加针灸研究的针灸师的技术水平，而不能想当然地推测。

6.2.参研针灸师之选拔

看一个针灸医生的实际水平比看他的学历和拿针灸执照的年限长短更有意义。不能说拿到针灸执照的人都可以参加针灸科研。参加者必须有一定的选拔资格以及有一定的临床能力。

我们建议的选拔资格：

(1).基础选拔：有针灸执照的医生，必须在临床上用针刺治疗五年以上，平均每天用针刺治疗5个以上的病人才有参加选拔的资格。同时抽查其诊所针灸治疗病例超过1000 份，其对于所有来诊的疾病的治疗有效率为65% 以上。如果治疗有效率对于所研究疾病的治疗有效率为85%则更好。这样的针灸师应该不难找。

(2).特定选拔：任意分配20个患所要研究的疾病的病人，允许针灸师按照自己临床上的方式针刺(自由针刺法)。能够在两个月内，将65%以上的病人的症状程度减低到0-1的程度（最大程度为10），或将所有病人的症状程度合计减轻达55%以上.如果所治疗的疾病属于公认的难治性疾病，如偏头痛，偏瘫等，则治疗效果须为中国针灸师所报道的疗效的85%以上。

如果在任意治疗情况下达不到这个有效率，那么，参加到西方针灸课题中(注 16），仅仅用针刺而不结合其他治疗方法（如艾灸，电针等），该针刺组的有效率很有可能和虚拟对照组相似或仅仅高出10%，也极有可能失去统计学上的差异而又被判为针刺治疗无效。要那么多显示针刺无效的报告有什么用？针刺研究需要向前走，需要提高临床疗效而为临床治疗服务，而不是一再重复无意义的试验。

注16：即限制针刺针之数量，针刺时间，也限制和病人交流，每周一次或两次针刺，不能用其他任何辅助疗法等情况下的西方针刺方法。

需要特定选拔的原因是：就算针灸师通过了基础选拔，也未必有能力发挥针刺对于所要研究的疾病的疗效。比如说，一个针灸多年的针灸师如果从来没有治疗过脑外伤后的昏迷病人，现在让他立刻参加对于这类疾病的针灸研究，其疗效也未必能高。

如果没有人能通过这种特定选拔，也就是说研究针刺对于这个给定疾病的疗效的条件不具备。也就不该有相应的文章发表。这样，发表的文章数量少，就可以作为间接证据表明针刺对于该疾病的疗效不高，该疾病不是针灸治疗的有效病谱。

这种特定选拔可以在小样本预试前进行，也可以和较大样本正式试验时同步进行。如果在这种自由针刺状态下的疗效不超过45%（注17），基本可以判断该试验中针灸师选择不当。这也是判断针灸师技术水平的方法之一，作为判断针灸师技术级别的参考。

针灸研究中，不仅仅需要注重病症诊断，病人选择，随机分组，单双盲对照，交叉设置等的外在程序性硬件指标，还需要关注参试人员的技术水平等软件指标.

注17：具体数值因病种而异，如果文献报道高频次针刺时虚拟组疗效平均为20%，则自由针刺法的疗效应为45%以上。

小结：

(1). 针灸师个人技术水平也是决定针灸治疗成败的关键因素。需要建立参试针灸师的选拔程序，消除或减少因个人技术残差不齐导致的实验失败的可能性。

(2). 建议将针灸治疗的疾病分为I，II，和III类，以此设计针灸师技术水平测试，职称评定等。参试者针灸技术水平应该成为针灸研究中纳入综述性文章的指标之一。

第七节中国针刺研究和西方针刺研究之异同点

除了以上已经讨论过的，西方针刺研究中的针刺剂量和中国针刺研究中在刺激剂量上有明显不同外，二者之间还有其它不同。

中国针刺研究在课题设计，操作执行等方面和西方针刺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很大程度上也和民族文化的不同有关。比如说西方油画绘画过程中，画布上没有一处没有彩油，画出的效果很逼真，如同照片一样。而中国水墨画就未必在画纸上处处着墨，而是多留有空白，使人有想象的空间和余地。

7.1.实验设计

西方的针刺研究，所谓的高质量设计指的是随机分组，单盲或双盲对照，有心理暗示组和无治疗组同时对照。有心理暗示组时，最好也有交叉对照设计。如果没有无治疗组作对照，则心理暗示组的结果不能排除疾病自然转归的结果，特别是西方的针灸研究时间跨度非常长，多在1到2年才能完成，不能排除在这段时间内疾病本身就会有自然好转的趋向。而当有心理暗示组时，对于病人采用“欺骗性”治疗多少是不道德的，所以，完成心理暗示对照期后，对这些病人给予补偿性真实针刺治疗，是一种道德上的补偿行为，当然也有助于分析虚拟治疗期间和真实治疗期间疗效的不同，了解真实治疗方法是否有独特的治疗效果。

实际上，无论是针灸研究，西药或手术研究，能达到这个标准的研究设计也非常少。针灸研究中随机分组，单盲设计，有心理暗示组的才被采纳在综述性文章中加以分析引用。更多的研究是随机分组，单盲设计，用西药或其它治疗手段作为对照组，而没有心理暗示组和无治疗组。这种对比研究的出发点，是所对比的西药已经经过了“严格”的随机分组，单双盲设计，和心理暗示对照和无治疗组的检验，是有“真实”疗效的。那么如果针刺的疗效和所对比的西药一样甚至更高，而副作用还少，针刺疗法就应该被接纳为可替代西药的疗法。

可惜，众多临床常用的西药并没有得到过这种严格的检验。美国FBA对于新药临床研究通过心理暗示对照的要求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而以前没有经过心理暗示对照，而在临床上已经使用了许多年的药物仍然在使用。和这些未经过心理对照检验的老药物对比的结果，未免让人觉得不踏实，就是说，难免这些老药物和针刺等，有很大的心理暗示作用。

中国针刺研究多选用随机分组，将针刺和西药，或将两种不同的针刺疗法作对比，很少有单双盲设计，更难得有虚拟对照组，也很少有无针刺组。这可能和中国针灸家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手中的针刺会是心理暗示作用。而我们所能收集到的，现有的资料也支持他们这种自信（见图20a,20b, 20c,20d）.

由于西方针刺组疗效比虚拟对照组高不太多，仅仅高10%-15%，所以针刺组的疗效很容易经统计学处理后失去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西方研究者没有意识到这种现象是由于他们的针灸组疗效不高（由于治疗频次过低），而以为是虚拟对照组的设计不当，将很多精力花费在研究导致和影响心理暗示作用的原因和机制上，其针刺研究从开始的刺入性虚拟对照组转为采用非刺入性针刺对照组。而中国学者不认为在非经非穴上针刺的疗效会比传统选穴疗效高，所以多采用刺入性对照组，而且是常规刺入深度（附表 19a,19b, 19c）。

西方研究多采用经穴无刺入作为对照组。这种行为牵涉出对于病人的道德问题，使得在试验前就通告病人他有可能参加虚拟对照组，或参加一个新的治疗方式，这就引起了病人对治疗的期望；导致医生必须刻意掩盖治疗过程，限制医患交流（治疗组和对照组），设置交叉组等，这一切皆增加了试验的复杂性。特别是限制医患交流，以及改变了临床针刺治疗过程的原貌，所以西方针刺研究的是虚拟对照组和更改后的西方针刺的疗效，而不是虚拟对照组和真实的中国针刺的疗效。

中国针刺研究中，单纯针刺组的疗效多在40%-50%。研究的目的是新的，或改良后的某种针刺方法是否比这传统的单纯针刺组高。一般来说，新改良的针灸方法疗效多在50%-65%。如果这改良的针刺方法没有传统针刺方法高，文章肯定得不到发表。也就是说，中国针刺研究的目标是找到更好，疗效更高的针灸方法，而不是回答针灸是否有自己独特的疗效。

中国针刺研究中设有虚拟对照组时，多采用刺入性针刺，而现有的结果也表明（图20a,20b,20c, 20d）在高频次治疗时，针刺组疗效明显高于虚拟对照组，这使得虚拟对照组到底是采用刺入性或非刺入性针刺都再一次表现为无关紧要了，针刺治疗过程中也就没有必要对病人遮遮掩掩，也就不会对病人的情感和对治疗的期望产生明显的干扰或人工诱导。

中国针刺更多的是对比改良针刺和传统针刺的疗效，这个传统针刺组何尝不也是对照组？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将这传统针刺组的疗效看作为100%的心理暗示作用，那么改良针刺组超过传统针刺组的疗效是否就该被看作为针刺的特异性疗效？这种试验条件下，我们就没有必要专门设置虚拟对照组，也就没有必要考虑交叉试验设计，因为，我们没有欺骗病人，没有采用对所患疾病没有治疗作用的针刺方法，因为这种传统针刺本来就是常用的针刺，就算我们不作这个试验，临床上用的就是这种针刺，我们也就没有必要特意通告病人他将得到的可能是虚拟针刺，我们也就没干扰病人对于治疗的期望心理。

由于中国针刺治疗多在2-3个月内结束，而所治疗的疾病多为多年慢性疾病，也由于多年以前的研究和临床经验都表明疾病的自然转归不可能达到30%-50%的症状减轻程度，所以不多考虑治疗后的疗效是否为疾病自然转归的结果，也就不再设置无治疗对照组。

7.2. 针刺操作者

西方针刺研究中，针刺者多为家庭医生，或理疗师等。如果我们将附表14中和针刺研究有关的文章中针刺操作者的背景加以分析（注18），可知一半操作者是针灸师，而另外一半人是家庭医生或理疗师（图 21）。

Placebo.Fig.21

Fig. 21. n = experiment groups.

我们常能接收到来自于理疗师或脊骨神经治疗师或家庭医生用针刺后转来我们诊所的病人。按照病人的描述，在病人就诊的全过程中（超过十次治疗），这些医生只用了针刺1-2次。可见他们主要还是采用他们本来的治疗方法治疗，针刺只是一个点缀。而中国针灸师在临床上每天都在用针灸治疗，有众多针灸书籍参考和继续学习，有上级医生指导，每天的门诊量可达60-100 （每个病人针刺20-30分钟）(注19）。其临床经验当然不言而喻。

注18:附表14中一部分文章是对比激光或理疗和虚拟对照组的疗效的。这类文章不研究针刺，故在图20中加以排除。

注19:个人咨询北京一家医院的针灸科。

7.3.止痛剂的使用

西方针刺研究中另外一个明显的特征是病人同时在用止痛剂，特别是允许在疼痛发作或程度剧烈时是如此。这可以理解，如果我们医疗人员不能将疼痛或其它症状减轻，我们没法也不应该不允许病人用缓解症状的西药。如果我们综合一下包括在 Colquhoun D，Madsen MV (2009)，和 Vicker AJ (2012)中文章的资料，可以看出，在总共22篇文章中允许病人使用止痛剂的文章占86.4%，不允许的占9.1%。

中国发表的文章多不说明参试者是否使用了镇痛剂，但是由于针刺频次非常高，症状改善快，病人多不再使用镇痛剂。我们临床上的病人就是如此。他们会很快停止使用镇痛剂。

7.4.病人来源不同

西方针刺研究中病人来源多为广告或电视宣传后参加的病人，这不免会导致病人参加针刺治疗前就有了相当程度的对于治疗的期望 [404]，进而导致相当程度的心理暗示作用。

而中国的参试者是自己来到针灸门诊的病人。病人并不知道自己将会得到哪种针刺治疗，也未必知道或期望针灸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自己的病情 – 针灸在中国的接受程度未必象一般西方研究者以为的那样普遍。特别似乎年轻一代，迷信西药而对于针灸在内的中医一窍不通的人多的是。而由于针刺研究的病人都是门诊自己花费的病人，对病情改善程度的描述多是保守态度。许多人见医生的第一句话多是“还在痛”，而不是象我们每天接诊的西方病人的“好多了”，或者是“好一些了”。

这种对病情改善的夸大描述固然会同时提高虚拟对照组和针刺组的“疗效”数值。但是由于针刺组的真实疗效并没有发挥出来（比如说针刺频次太低等），或针刺过程出现了病人的怕针等负面情绪（虚拟对照没有针刺，也就没有疼痛感），都会使针刺组的疗效数据下降，以至于数据经过统计学处理而失去显著性。

小结：

(1). 中国和西方针刺研究中有诸多不同之处，这些不同或多或少会影响研究结果。

(2). 西方的针刺研究讲究随机分组，单盲或双盲对照，强调虚拟对照组对照。目的是检验针刺是否为心理暗示作用。中国针刺组多和特殊针刺对比或和西药对比。目的多少检测新的和改良的针刺方法是否比传统针法疗效高，或检验针灸是否比常规西医疗法高。

(3). 西方针灸师背景多为家庭医生，西医内科医生，理疗师，或麻醉师，技术水平不明。中国针灸师基本上就是天天上针灸门诊的针灸师，针灸能力可信（以发表的文章为例）。

(4). 西方研究中因疗效不高而病人仍然使用止痛剂的多，进而影响疗效判断。中国针灸治疗密集，疗效高，病人多不再继续使用止痛剂，疗效较为可靠。

(5). 西方研究中，病人来自于研究小组的广告宣传，免费治疗，病人对治疗的期待心和对疗效的判断��夸大嫌疑。中国的病人来自于自己上门，自费病人，对疗效的判断应较为客观。

第八节为什么临床上针灸的治疗水平比这些科研报告中的针灸的水平好？

8.1. 科研中的针刺多数只用针刺，而临床针刺治疗多与其它疗法合用

科研中的针刺治疗，为了研究不得不只采用针刺本身，而不结合其它治疗手段。而临床上的针灸，为了提高治愈率，会将多种疗法合用。也就是说针灸医生不仅仅用针刺，还会用艾灸，拔罐，推拿，刮痧，指压，耳压，放血，电针，TDP等疗法。或单一使用，或结合使用，全都因病人的具体病情和体质等选用。很少有针灸师一辈子只用针而不用其它方法。我们还采用中医中药，特别是经方体系，来结合针灸治疗，所以，治疗有效率自然要比单一针灸高。

而就针刺疗法本身，也会选用不同的选穴方法而不会之局限于教程上讲的那种传统的选穴方法，比如选择激发点[682]（扳机点），或肌肉起止点，或董氏奇穴位等。用针的方法也会除了传统单针垂直刺，斜刺等，还会选用扬刺，围刺，连刺，排刺，倒马针, 浮针等不同的针刺手法。特殊情况下，我们也会采用刺血拔罐或火针治疗。

8.2. 科研中的针刺对于穴位选择，穴位数量，疗程长短等较为固定，而临床针刺变动较大

科研中的针刺，为了避免针刺疗效由于对于每个病人治疗方法的不同而导致的误差，不得不将治疗的全过程固定，对于所有病人采用完全一样的治疗方法，治疗时间等。而临床上，我们必须对于不同的病人，甚至对于同一个病人的治疗过程中的治疗方法，刺激程度，治疗间隔时间长短等等都因人而异地变动，以便达到病人最大的配合，花费最小的代价而取得最大的疗效。

8.3. 科研中的针灸对象单一，限定病种，病程，病人年龄，性别等等，而临床针刺对象复杂，病情程度不一。治疗难易程度也许比科研中的针刺面对的病人难，也许较容易。

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的目的就是要尽快达到治疗效果。这许多方法在针灸学教材中都介绍过，不能说它们不属于广义针灸治疗学。所以，将针灸师的治疗手段限制在只用针刺而不用其它方法的科研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科研设计。同样，要求针灸师以一贯之，在治疗的全过程中仅仅选用基础穴位而不加辩证选穴；或不按照病人对针刺的耐受性而增减穴位数量，也是不符合针灸治疗要求的。

我们在本文前段已经提到过我们的临床疗效可以达到85%，指的就是这种临床综合疗效，而且指的是在我们所能接触到的疾病范围内，如各种疼痛（头痛，颈，肩，腰，腿等），失眠，忧郁，焦躁，减肥，戒烟，哮喘，感冒，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末端循环不良，…… 但不包括癌症，艾滋病，高血压，脑中风后遗症等。这些病种我们见的少，所以经验还不足。

所以，科研文章中那些针刺方法的治疗效果不佳，并不等于实际上的针灸诊所的治疗水平不佳。这种实际上的针灸的治疗效果已经被临床医生所认可，比如说有资料表明近半数家庭医生或内科医生会推荐他们的病人看针灸。

参加科研的针灸师应该告诉课题组织者，课题中的针刺方法不是真正临床上的针刺。既然要回答针刺是否能治病，就应该用临床上的针刺方法来进行。用那些受了限制的，剥了皮去了骨的用针方法，也就是说用西方想象中的针刺方法得出来的结论对于针灸界是不公平的。

这些针灸师应该通告课题组织者这些区别,如果针灸医生没有这样作解释, 是针灸医生的失职; 如果这些针灸医生觉得这就是他们自己在临床用针灸治疗的方法, 那只能说他们还远远没有理解和掌握针灸治疗技术和理念.如果他们解释了,而课题组织者仍然坚持如此作研究,我们就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坚持采用这种他们自己想象中的针刺做科研.

所以，针灸实际临床上的治疗水平比科研中的水平要高的多。

小结：

(1). 针灸研究中的针灸方法和临床上实际采用的方法有很大不同。

(2). 针刺研究中，特别是西方研究中针刺组单用针刺治疗，限制同时使用灸法，拔罐，刺血，按摩等，限制用针数量和针刺频次，限制和病人的交流。临床多种方法同时使用，如针刺，拔罐，刺血，火针，温针，电针，耳压等等，积极和病人交流（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的诊所）和答疑解惑。

(3). 针刺研究中限定研究的疾病种类，严重程度（多为一定程度的疾病），患者年龄（多为老年人，久病之人）等，而针灸临床上疾病种类多样，程度多样，有轻有重，病人年龄大小不一，所以相对而言疗效较高。

第九节针刺不是心理暗示作用的直接例子

9.1. 针刺用于治疗各种昏迷

既然心理暗示的前提是病人处于头脑清醒状态，那么我来看一看针刺疗法用于治疗病人意识不清状态下的疾病。临床上，病人意识不清的状态可见于各种昏迷，休克，麻醉状态下，持续性植物人状态，和痴呆状态。

对于脑外伤或脑中风病人，我们收集了40多篇文章加以分析[533，684-725]^。对于脑外伤或脑中风昏迷的病人，在采用常规西医急救措施和常规护理用药的基础上，加用针刺疗法（附表 21a）可以提高苏醒率（从51%±17% 提高到79%±12%）（图22a），提高意识程度（将GCS指数增加值从3.02±1.2提高到4.73±1.3）（附表21b ，图22b）。或者说，加用针刺可以将苏醒时间从35.74±16.7天缩短到22.78±11.7天（附表21c，图22c）。单独针刺治疗当然也可以用于昏迷病人的促醒治疗[697，706，714]，将西医急救和针刺结合，无疑更能提高治愈率和避免后遗症发生率。另外，将针刺用于昏迷，以及休克，植物人状态等危重情况时（见后），多采用电针或特殊针刺手法,而且是至少每天一次针刺，如果还是采用一周一到两次针刺的西方针刺方法，这里介绍的疗效怕是很难得到的。

Placebo.Fig.22b

Placebo.Fig.22c

Fig. 22a, 22b, 22c. n = experiment groups.

9.2. 针刺治疗休克

蔡化理(1961)[726] 报道针刺治疗27例中毒性痢疾合并休克者，针刺后10-30分钟内血压即见上升，仅2例需要加用升压药。

湖南医学院附二院(1973)[727] 报告160例各种休克病例，除应用一般抗休克治疗外，均先采取针刺升压（即先伴有用升压药物），而半小时内针刺升压无效时，才加用升压药物。结果显效122例 (76.3%)，总有效率为87.5%。也就是说，只有23.7%的病人针刺后血压上升不理想。血压提示针刺对于休克病人具有升压作用。他们发现一半以上的病人，升压反应出现在半小时以内，少数病人则在1小时以后。有9例病人，用升压药效果不满意，加针刺后8例收缩压升至90 mmHg,可见针刺对一些升压反应或上升不够理想的病例，有一定的相互协调作用。有的病例停止捻针过久，血压即有下降趋势，加强捻针，血压又上升，说明捻针对疗效有一定影响。他们这些早期的观察报告被后来的临床研究所证实（见下）。

江阴市中医院俞勤龙(1997)[728] 报道，该医院门诊妇产科收治了52例人流术后休克病人。临床表现为术中或术后出现面色苍白、四肢厥冷、胸闷、心慌、恶心呕吐,甚则出现血压下降、昏迷等症。病情来势凶险, 变化迅猛。52 例患者均在针刺三阴交穴位数秒钟后即可测得血压回升, 神志清醒, 病情痊愈, 无1 例患者配合应用补液、扩容等西医急救处理。

宋智静(1996)[729] 报道肾上腺素合并针刺抢救青霉素致过敏性休克40例。于注射肾上腺素和针刺内关穴5分钟后开始面色转红, 出汗停止, 意识转清, 血压上升, 脉搏加快, 自觉症状改善为显效。显效时间最快 5 分钟,平均 10 分钟。除1例严重病例用本法效果不佳加用补液扩容和激素等治疗后恢复外, 余39例患者均于用本法抢救5～15分钟内恢复, 无一例死亡。

刘应柯（1999）[730] 报道治疗失血性休克31例，针刺后半小时内，收缩压从平均 62.6 mmHg 上升到平均98.3 mmHg. 相同条件下，对另外31例病人用升压药，收缩压从平均 67.7 mmHg 仅上升到 77.9 mmHg.

赵滨 (2008) [731] 报道治疗多种休克40 例，针刺后半小时内，收缩压从平均 70.9 mmHg 上升到平均95.6 mmHg. 相同条件下，对另外40 例病人用升压药，收缩压从平均 68.9 mmHg 仅上升到 85.5 mmHg. 对于舒张压，针刺后半小时内，舒张压从平均 42.3 mmHg 上升到平均 58.7 mmHg. 相同条件下，而用升压药物组之病人，舒张压从平均 43.2 mmHg 仅上升到 55.24 mmHg.

傅立新(2008)[732] 报道治疗多种休克138 例，针刺后半小时内，收缩压从平均 83.1 mmHg 上升到平均101.1 mmHg. 相同条件下，对另外138 例病人用升压药，收缩压从平均 83.8 mmHg 仅上升到 89.2 mmHg. 对于舒张压，针刺后半小时内，舒张压从平均 49.5 mmHg 上升到平均 59.3 mmHg. 相同条件下，而用升压药物组之病人，舒张压从平均 48.8 mmHg 仅上升到 50.4 mmHg.

冀慧霞（1999）[733] 报道治疗过敏性休克50例，采用常规西医急救升压治疗，总有效率为76%，而对另外52例类似病人采用常规西医急救升压治疗加针刺治疗，则总有效率为90%。

针刺治疗休克的成功率当然也和休克的程度有关，轻中度休克的疗效当然比中毒休克疗效高。成功率也和休克种类有关，一般来讲，心源性休克和低血容量性休克的疗效较过敏性和感染性休克差一些。

吴敬 (2000)[734] 报道西医常规疗法加针刺治疗心源性休克，低血容量性休克，感染性休克和过敏性休克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80%，82.6%，100% 和100%。

张从道（1989）[735] 报道单独用针刺治疗心源性休克，低血容量性休克，感染性休克，过敏性休克，神经性休克和创伤性休克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90%， 95%，93.3%，95%，93.3% 和 96%。

值得注意的是，针刺不仅在西医基础急救措施的基础上提高休克治疗的效果[728，730，732，733] ，也可以单独发挥作用。

临床研究表明[730]，针刺治疗休克，血压上升多出现在半小时以内，而西医升压药作用出现多在3小时以后。针刺治疗后的血压升压早，升压幅度大，特别是在休克早期效果明显，这对于改善心，脑，肾等重要器官功能，避免不可逆性休克的发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轻度休克病人即出现烦躁，意识模糊，反应迟钝，而中度休克时意识丧失。针刺治疗在病人意识并不清晰的情况下也可能提高血压，一方面提示针刺治疗休克的心理暗示作用并不是其主要的治疗作用，也说明针刺并不仅仅能治疗以患者主观感受为主的疾病，如关节炎，偏头痛等，而是也能治疗以客观指标为主的疾病状态，如休克等。

休克状态，抢救生命分秒必争，生命瞬间即逝，不容许我们设置什么假针刺组和无任何升压措施的单纯治疗组。将采用针刺治疗的观察组和不采用针刺治疗的常规西医急救组作比较应该是可以被接受的。这里的临床试验均给予针刺疗法半小时治疗，如果不效，立刻加用升压药，而结果也表明针刺升压效果远比单用升压药好。假针刺组和无治疗对照组多用在动物的休克模型试验中，针刺在动物模型上所作的治疗休克的研究也非常多，但是动物试验资料不是我们本文讨论和引用的资料来源。

9.3. 针刺治疗持续性植物人状态

近年来随着社会急救系统、诊断技术和治疗手段的发展, 急诊病人死亡率明显降低, 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新的医学和社会问题, 出现大量持续性植物状态(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 PVS) 患者。此类患者死亡率高、致残严重, 而且目前还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 给社会及家庭带来巨大的负担, PVS 已成为国内外严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 [736]。

Estraneo A （2010）[737] 观察50名被诊断为持续性植物状态六个月以上的病人，在西医基础支持疗法的维持下，只有10%的病人进展为浅意识状态，而另外14%恢复意识，但是都出现在得病一年之后。而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一般认为脑外伤导致的持续性植物状态超过一年，其它原因导致的持续性植物状态超过半年，病人的意识恢复几乎是不可能的[738-740]。长期以来, 由于缺乏有效治疗方法[741], 人们对待PVS 的治疗态度极为消极。美国根据患者生前和家属的请求可终止一切治疗和护理, 让患者“安乐死”.[742]

但是，持续性植物状态的治疗在中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大量文献报道针刺对持续性植物状态的病人有明显的促醒作用（附表22）[555，735，743-776]

我们可以将这些资料整合为图23.

Placebo.Fig.23

Fig. 23. n=number of experiments. Acupuncture in the “Mixture with Acup” and “Mixture without Acup” groups are ordinary acupuncture. Con: conventional supportive therapies. HPO: high pressure oxygen. Mixture: high pressure oxygen, rehabilitation therapy (exercise), tuina, massage, physiotherapy, sound-light simulation therapy.

图23提示：如果采用传统西医基础支持疗法，病人苏醒率为25%。基础疗法加高压氧，苏醒率升为43%。基础疗法加高压氧，康复疗法，声光刺激而不用针刺，苏醒率能升至54%。高压氧加用普通针刺，苏醒率升至67%。高压氧加普通针刺，再加康复疗法，声光刺激以及更多疗法，苏醒率并未进一步升高，苏醒率保持在64%。而基础疗法加用特殊针刺法，苏醒率以及达到了最高值70%左右。提示特殊针刺法比用多种复杂和昂贵的疗法效率更高。而如果采用普通针刺，则普通针刺和高压氧结合的疗效比和其它多种康复疗法结合的疗效高。

针刺治疗持续性植物状态的疗效还和治疗前该状态已经持续的时间长短，症状严重程度，导致植物状态的原因，针刺治疗疗程的长短，患者年龄等因素有关[735，736，741，772，1044]。治疗前植物状态持续的时间越长，疗效越差；脑血管意外导致的持续性植物状态比脑外伤导致的本症较难治疗；脑梗死者疗效最差；治疗的时间短则效果不彰等。

有资料 [736，777]^，指出37% to 43% 被诊断为持续性植物状态的病人有可能仍然有某种程度的浅意识，能对医生的指令作出某种程度的反应。但是这种浅意识状态毕竟不是正常人的完全清醒状态，就如同处于休克前期的，意识已经模糊的病人，他们的分析和记忆能力都值得怀疑，更不要说对他们施加某种程度心理暗示作用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自己连续两天没有睡觉时的精神和意识状态，我们有意识，能对于外界环境作出反应，但是，这种状态下对外界刺激感知是模糊的，而且意识反应也非常迟顿，所以，对于浅意识状态的持续性植物人加用针刺治疗后的苏醒率很难和对他们施加了心理暗示联系在一起。

我们这里关注的是苏醒率，而没有关注治疗后躯体运动功能和生活能力的改善程度，是为了指出针刺也能在病人没有意识的状态下发挥治疗作用（注20）。如果文章中直接报道了苏醒率，则其苏醒率被本文直接引用。但是多数文章报告的是PVS评分值，或根据评分值的增加而分为基本治愈，明显好转，好转，和无效；或好转，有效，无效等等级。前者我们引用“基本治愈+明显好转”，而对后者，仅引用的“好转”级别中的人数以重新计算苏醒率。所以，这里重新计算的苏醒率已经尽量不包括治疗后进入浅意识状态的病人。

注20:实际上中国针灸界治疗持续性植物状态同样注重的是苏醒后机体功能和独立生活能力的恢复，而不仅仅是恢复病人的意识。针灸，按摩，运动疗法和中草药的使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9.4. 针刺用于麻醉前和麻醉过程中

梁洁（2007）[778] 报道对30例乳腺癌手术患者行电针加静脉诱导气管插管全麻，另外30例行单纯静脉诱导气管插管全麻。发现术后12h，电针加全麻组VAS评分明显低于单纯全麻组（VAS值分别为 2.14±0.85 vs 3.38±0.91）; 电针加全麻组术后应用其它镇痛药比例明显低于单纯全麻组; 电针加全麻组患者对术后镇痛效果的整体评价满意度更高；术后恶心、呕吐发生率明显低（分别为19% 和 34%）。

谢健（2009）[779] 将肠癌根治术患者60例随机分为头针加全麻组(简称头针组) 和单纯全麻组 (简称全麻组) 各30例. 头针组先行头针麻醉诱导 20 min, 然后行全身麻醉. 头针麻醉持续刺激至手术结束. 发现头针对肠癌手术切皮刺激疼痛反应有一定抑制作用（切片时所需异氟醚MAC在头针组和全麻组分别为 0.75、0.88）,术中维持也具有一定麻醉镇痛作用（术中所需的异氟醚MAC分别为0.95、1.29）。即头针的应用可以减少全麻药物的用量达 26 %。本实验为随机分组。

欧阳铭文（2009）将100 例行腹腔镜胃肠手术患者双盲随机分为针刺内关穴加吸静全麻 50 例（针刺组），另外50例行单纯吸静全麻（对照组）。针刺组麻醉诱导前及术中持续针刺患者双内关,术毕拔出针灸针,针刺穴位处贴上不透明的贴膜.对照组未行针灸,术毕在内关穴位置贴上相同贴膜. 术后6 h恶心发生率在针刺组和对照组分别为12%和28%。术后疼痛程度无明显区别（注21）。本实验为随机单盲分组。

注21:内关穴位并不是传统的止痛穴位

池浩（2014）[780] 将160例心脏瓣膜置换手术患者随机分组，分为行电针针刺加全麻麻醉（但不用气管插管， 80例），和传统全麻 (80例）。针麻组病人采用双侧中府、尺泽和郄门电针持续刺激,摒弃气管插管,病人在自主呼吸状态下,仅使用少量的麻醉药物进行心脏瓣膜手术;全麻组则按常规麻醉手术.电针开始于术前 20 到30 分钟，直至手术结束。结果是: 针药复合麻醉与常规全身麻醉相比,有同样满意的手术成功率, 而在麻醉药的使用量、术后输血例数、初次下床活动时间、监护室滞留时间、术后住院天数、医疗总费用、肺部感染例数、术后初次进食时间、抗生素使用天数方面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针麻组优于全麻组.

吴群(2013)[781] 报道他们将40例开颅手术的病人随机双盲分为全身麻醉组（对照组，20例）和经皮穴位电刺激加全麻（针刺组，20例）。经皮电刺激开始于手术前 20 min,直至手术结束。对照组在相应穴位处安置电极，但是不通电。观察发现针刺加全麻组病人手术后苏醒时间比单纯全麻组明显缩短（15分钟对比20分钟），麻醉药物(丙泊酚)用量也明显减少（2000毫克比2500毫克）。本实验为随机单盲分组。

幸志强（2012）[782] 对30例行双侧甲状腺次全切除术的患者进行单纯静脉全麻（异丙酚、瑞芬太尼），另外30例行经皮电刺激加静脉全麻。结论是：经皮电刺激辅助静脉全麻行甲状腺次全切除术在更好地维持术中血流动力学、抑制应激反应的同时, 缩短了离室时间, 减少了麻醉药物的用量,降低了麻醉费用,是一种经济有效的麻醉方法.

张兆伟（2014）[783] 对30例行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行电针加全麻，另外32例行单纯全麻。分析取反映胃功能和动脉血气分析的相关数据后结论是：电针加全麻组用于妇科腹腔镜手术中，能够保证胃黏膜的血氧供应，具有胃功能保护的作用。本实验为随机单盲分组。

安立新（2011）[784] 对40例幕上肿瘤切除术的患者行电针加七氟烷全麻（A组），另外40例行七氟烷全麻，在前组相应皮肤部位连接电极却不通电，作为对照组（B组）。结果发现：术中A组麻醉药消耗量低于B组。A组自主呼吸恢复时间、拔管时间、睁眼时间、随意运动恢复时间、定向力恢复时间、离开手术室时间，均明显小于B组。麻醉恢复期 A 组躁动和恶心、呕吐的发生率低于B组。比如说，术后睁眼时间，A组为18.5±8.5分钟，而B组为28.5±13.4分钟。本实验为随机双盲分组。

安立新（2013）[785] 将择期进行幕上肿瘤切除术的患者120例，随机分为电针+七氟烷全麻组(A组)、经皮穴位电刺激+七氟烷全麻组(T组)和七氟烷吸入全麻组(S组)。在麻醉诱导开始前，对A组患者进行针刺；与开颅侧同侧，合谷连外关，金门连太冲，足三里连丘墟；频率2／100 Hz，刺激强度以患者最大耐受程度为宜。电刺激时间为麻醉诱导开始前直至手术结束。对T组患者，穴位选择、频率、强度调整等各个参数均等同A组。只是在相应穴位贴上皮肤自粘电极(直径3 cm)，用两根导线分别连接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s组患者在上述相应穴位上贴上导线，不进行刺激。结果：麻醉恢复期情况表明，电针加全麻组和经皮电刺激加全麻组患者的自主呼吸恢复时间、拔管时间、睁眼时间、随意运动恢复时间、定向力恢复时间、离开手术室时间，均显著小于单纯全麻组(P<0.01)。A组和T组患者术后4 h内VAS评分和镇痛泵有效按压次数显著小于S组(P<0.01)。

虞慧畅（2009）[786] 报道对于30例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患者行经皮穴位电刺激加全麻，对另外30例病人行单纯全麻。发现针刺加全麻组在围拔管期血浆儿茶酚胺浓度、皮质醇浓度、心率、血压的升高幅度明显低于单纯全麻组, 气道不良反应也轻于对照组.

宫丽荣（2013）[787] 报道对老年腹部手术患者行针刺加全麻对老年腹部手术40例，单纯用全麻者40例。前组术中丙泊酚、芬太尼用量减少，睁眼时间、完成指令时间、定位功能恢复时间缩短，术后躁动发生率低。比如说术后苏醒时间，前组为7.18±2.73分钟，而后者为12.81±4.42 分钟。结论是：全麻联合针刺应用于老年患者腹部手术可使血流动力学稳定、应激反应降低、全麻药用量及术后躁动例数减少。

林舜艳（2013）[788] 对38例行肠癌切除术的老年患者行电针针刺加丙泊酚全麻处理，另外37例做单纯全麻麻醉。他们发现针灸加全麻组组患者术后麻醉苏醒时间较单纯全麻组缩短 (20.35±6.05 分钟对比 28.24±7.68分钟); 术后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也比后者低。

杨琼卉(2012)[789] 报道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行电针针刺内关和太冲穴位加全麻 30 分钟，电针针刺加足三里和三阴交穴位加全麻30例，另外单纯全麻30例。他们发现两种针刺加全麻组术中血压和心率较单纯全麻组稳定；苏醒期睁眼时间和拔管时间最短；苏醒期躁动评分、疼痛评分、呕吐评分、需托下颌的发生率皆比单纯全麻组低；术后第1次肛门排气的时间也比单纯全麻组短。

周红(2002)[790] 报道针刺结合全麻用于电视胸腔镜肺手术33例（针刺开始于手术前和持续于手术过程中），另外33例仅用全麻作对照。针刺加全麻组的镇痛剂消耗量比单纯全麻组减少42.6%。

顾陈怿(2004)[791] 对11例行肿瘤手术的患者行针刺加全麻，另外11例肿瘤切除术患者行单纯全麻。他们发现针刺加全麻组手术对细胞免疫功能抑制的程度低，手术期间血流动力学指标更平稳。

顾陈怿(2010)[792] 将胆囊切除术患者分为三组，进行针刺（针刺传统穴位）加全麻，假针刺（针刺非经非穴位）加全麻，和单纯全麻组（每组30）。他们发现全麻+经穴组芬太尼用量明显少于全麻+非经非穴组和全麻组, 全麻+经穴组维库溴铵与异丙酚用量明显少于全麻组. 全麻+经穴组睁眼时间、拔除气管导管时间及定向时间明显短于全麻+非经非穴组及全麻组; 全麻+经穴组患者镇痛泵用量在术后4, 6 h明显少于全麻+非经非穴组, 术后4, 6, 8 h明显少于全麻组;术后第44 h全麻+经穴组VAS评分低于全麻+非经非穴组与全麻组. 结论是针刺经穴能增强复合全麻后麻醉效应,延长镇痛时效,而针刺非经非穴虽起一定效果,但不如针刺经穴.经穴具有特异性, 准确取穴是影响镇痛效果的关键因素.

丁依红（2013）[793] 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患者分为三组，每组30例。分别为电针经穴复合全麻组，电针非经非穴复合全麻组和单纯全麻组。结论是电针经穴复合全麻能维持血流动力学的稳定,减轻CO2气腹后及术后应激反应,并可延长至术后早期,增强术后镇痛效果,术后恢复迅速,安全可靠. 其中电针经穴组效果明显好于电针非经非穴组。

Wang You-jing（2012）[794] 报道他们将肺切除患者随机分为四组进行全麻处理，即假电针加全麻组（A组），电针（2 Hz）加全麻（2 Hz 针刺组），电针（100 Hz）加全麻（100 Hz 针刺组），和电针（2、100 Hz）加全麻（2/100 Hz 针刺组）。他们发现术中芬太尼追加量,2 Hz 和 100 Hz 针刺组较假电针组和2/100 Hz 电针组少. 各组插管(T1)时刻平均动脉压（MAP）较麻醉诱导前(T0)均明显升高, 但是所有针刺组较假电针组升高幅度小。插管时假针刺组心率升高明显，而各针刺组不明显(均P＞0.05).术后自体免疫指标在假针刺组下降而各针刺组变化不大。术后血浆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含量皆明显升高，各针刺组升高幅度较假针刺组小。结论是:针刺复合麻醉可以在少用麻醉药或用量相同情况下减轻机体应激反应而保护脏器功能,并且减轻气管插管时MAP、HR的波动, 维持术后患者自体免疫指标稳定,其中2Hz电针组与2/100 Hz电针组效果较好。

唐育民 (2001)[795] 观察了食管癌根治术中针刺加全麻，单纯电极板刺激加全麻，和单纯全麻（各15例）时的麻醉效果。麻醉效果为：针刺加全麻组观察组Ⅰ级11 例(73.3 %), 电极板加全麻组I级10 例(66.7 %), 药麻组Ⅰ级4 例(26.7 %)。针刺加全麻组、电极板加全麻组麻醉效果皆优于单纯药麻组。作者指出，刺对机体的调整和提高痛阈、耐痛阈作用。但单纯针麻下施行手术尚存在镇痛不全、肌肉松弛欠佳、牵拉反应较重等不足, 从而在外科手术领域广泛推广受到限制。在针刺(包括穴位电极板)复合安氟醚（全麻药物）用于食管癌根治术麻醉中, 患者血压和心率基本平稳, 病人意识痛觉消失, 无痛苦表情,无知晓病例, 麻醉效果优于单纯安氟醚复合麻醉。有效减少安氟醚用量, 观察组、电极板组降低安氟醚浓度30 %以上(28.5% 和35.7%) 。安氟醚对心血管系统抑制明显, 其抑制强度与安氟醚浓度(用量)有关, 过份心血管抑制对患者不利。针刺复合安氟醚全麻通过两者协同作用, 达到提高麻醉效果, 减少吸入麻药用量, 增加镇痛作用, 生理指标更趋稳定, 体现了针刺和穴位电极板镇痛在麻醉中的价值。

付建峰(2002)[796] 报道将手术患者进行全麻后分为两组，一组20例加用经皮电刺激合谷穴位，另外20例不作穴位刺激。切皮前10分钟才开始穴位刺激，持续30分钟。观察切皮前10分钟和切皮后10分钟的心率，血压，平均动脉压等。结果发现经穴刺激组在切皮后10分钟的心率和平均动脉压的波动比单纯全麻组明显小，说明穴位刺激具有缓冲切皮导致的机体应激反应。

郭继龙(2002)[797] 方法：选择全麻下行颅内肿瘤切除术患者5例。在术中电针针刺穴位20分钟。统计针刺前、中、后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平均动脉压(MAP)、心率(HR)的变化。结果：全组针刺期间与针刺前后比较，SBP增加22.40±3.19 mmHg(P<0.05)、DBP增加12.00±1.41 mmHg(P<0.01)、MAP增加15.99±1.65 mmHg(P<0.001)、HR增加24.00±6.66 bpm(P<0.05)。结论：全麻后，针刺仍能引起血压和心率增加的正性肌力作用。

尹利华（2005）[798] 将直肠癌手术患者分为三组，每组23例。分别给予全麻前针刺，全麻后针刺，和单纯全麻而无针刺。作者发现全麻前针刺的麻醉效果好于全麻后针刺，更好于不针刺组。虽然说全麻前针刺比全麻后针刺的效果不能排除是由于全麻前针刺组的全程针刺时间长于全麻后针刺组（都是持续到手术结束），但是该结果也表明全麻后针刺也有加强全麻效果，减少全麻药物用量的作用。

王庚显（1959）[799] 很早就报道过针刺治疗全麻状态下的手术意外，如呼吸停止（2例），膈肌痉挛（11例），心动过速（2例），低血压（2例）和休克（3例）等危急状态。尽管这些早期临床报道未设对照组，心理暗示组，单盲和双盲对照，但是这些临床资料的确提示了在全麻状态，病人没有意识的情况下，针刺具有治疗作用，而且是起死回生的作用。这种能在病人失去意识的情况下，针刺仍然具有治疗作用的例子很多（见下面针刺用于需要手术的休克病人一节）。

基于以上报道，可以说将针刺和全麻合用（从全麻前到手术结束），能够减少心率和血压波动，稳定手术过程中体内内环境稳定，减少麻醉药物止痛药物用量，而麻醉效果反而更增强。麻醉药物用量减少也许是缩短睁眼时间，拔管时间，定向力恢复时间，以及降低术后疼痛程度和恶心呕吐发生率的主要原因。

欧阳铭文（2009）的报道提示术后恶心呕吐发生率的下降在针刺组比虚拟对照组明显，提示针刺具有独特的降低术后恶心呕吐发生率的作用。

吴群(2013)[781] ，安立新（2011）[784] ，安立新（2013）[785] ，顾陈怿(2004)[791] ，顾陈怿(2010)[792] ，丁依红（2013）[793] ，Wang You-jing（2012）[794] 的报道提示基本上所有这些全麻合用针刺后的优势，在针刺组比虚拟针刺组明显。提示这些优势属于针刺的独特作用而非心理暗示作用。

那么，手术过程中麻醉药用量的减少是由于全麻前之阶段针刺（指的是全麻开始之前这一阶段的针刺）的结果，还是其与全麻过程中的针刺作用的共同结果？付建峰(2002)[796] ，郭继龙(2002)[797] 和尹利华（2005）[798] 的研究提示就算病人已经处于全麻状态下，针刺仍然起到稳定心血管内环境的缓冲应激刺激的作用。全麻前阶段的针刺刺激当然会有相应的治疗作用[803-808]，只不过我们尚不知道该阶段针刺的作用能作用于术中和术后多长时间。

9.5. 全麻后针刺

Alizadeh R (2014) 对112名全麻后病人行内关针刺，另外115名病人行内关加合谷穴针刺，针刺持续到手术结束。结果是二组皆有降低恶心和呕吐出现率的作用。

Arnberger M (2007)[809] 对110例全麻后病人行电针内关穴，另外110例全麻后病人行非穴位电刺激作为对照组。针刺开始与全麻后，持续到手术结束。比较这两组手术后早期恶心出现率为33%比51%，呕吐率为16%比25%。说明全麻后开始针刺也有止呕止吐作用。

这些文章结果都提示当病人处于无意识状态时，针刺仍然能改善机体状态，降低术后恶心呕吐率。

Streitberger K（2004）[243] 对腹腔手术和乳房手术病人与麻醉前和麻醉后针刺内关穴20分钟。结果是，术后恶心呕吐率在针刺组和虚拟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请注意该试验后恶心呕吐率在针刺组为38.9%，48.1%，而在虚拟对照组为47.3%和54.9%。就是说针刺组没有发挥出明显的治疗作用。如果我们检查其试验步骤，可以发现其针刺，无论开始与麻醉前还是麻醉开始后，都仅仅保留了20分钟。这和绝大多数试验方法不同。就是说，绝大多数类似研究中，针刺无论是开始于麻醉开始前，还是麻醉开始后，都持续到手术结束。针刺留针时间远远长于该试验。我们曾对于针刺和全麻合用后，术后恶心呕吐率作过统计 (见本文)，发现术后恶心呕吐率平均为72%（11篇文章），虚拟对照组为55.6%（一篇文章），加用针刺后恶心呕吐率平均值为17.7% （4篇文章），或加用电针后为21%（2篇文章）。说明 Streitberger 文章中20分钟针刺时间不足以诱导出明显的治疗作用，而并不能说明针刺无效或针刺就是心理暗示作用。

心理暗示作用需要病人意识清醒，有对于外界刺激的反应，分析，判断和总结能力。处于昏迷和休克，持续性植物状态的病人，其意识丧失或意识极其模糊和虚弱，对于外界刺激的反应能力极差。而针刺治疗昏迷等疾病过程中的促醒作用和治疗休克过程中的升压作用等，皆是支持这样一个观点：针刺具有独特的治疗作用，其治疗作用根本不必必须依赖心理暗示作用。

针刺治疗昏迷，休克和持续植物状态是排除针刺不是心理暗示作用的最直接证据，然而，西方罕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可以预测：如果西方研究者仍然不参考中国针刺家的针刺方法，而仍然拘泥与每周一次或两次针刺，他们治疗昏迷和休克的疗效必然不尽人意，从而更增加他们否定针刺的底气.

9.6. 全麻后苏醒延迟

全麻停止给药后 90 min 以上意识仍不恢复,即可认为全麻后苏醒延迟。苏醒延迟是全身麻醉后的常见并发症,是麻醉后威胁患者生命安全的主要原因之一。

翟文生（2011）[810] 报道针刺治疗全身静脉复合麻醉后苏醒延迟患者15例。对照组也是15例，用常规西医维持疗法。行持续针刺法，每10 min 行手法一次,留针 30 min。每两小时1 次,直至意识恢复。针刺组苏醒时间最短30 min,最长380 min,平均150 min;对照组苏醒时间最短 90 min,最长1080 min,平均 300 min。差别有显著性意义。

张全霞（2014）[811] 报道针刺治疗全静脉复合麻醉后延迟苏醒患者30例。另外20例未用针刺的相同患者作为对照组。针刺为每10分钟行手法１次，留针30分钟，每２ｈ一次。针刺组所有患者自主呼吸恢复后采取“醒脑开窍针法”治疗，苏醒时间最短的30 min，最长的６ｈ20 min，平均2.5ｈ。对照组所有患者自主呼吸恢复后仍单纯采用支持疗法治疗，苏醒时间最短的1.5ｈ，最长的18ｈ，平均５ｈ，所有患者均痊愈出院。两组患者恢复意识平均时间分别为2.5h和５ｈ（Ｐ＜0.05），有统计学意义。

老年患者全麻后苏醒延迟较多见，有些是单因素引起，有些是多因素联合作用。尤其老年人因各器官功能衰退，对麻醉药敏感性增加，代谢降低，最容易因麻醉药残留引起苏醒延迟。王春爱 (2014)[812] 对40例老年全麻后未苏醒患者行针刺促醒，另外40例老年全麻后病人不针刺，作对照。结果是针刺组平均苏醒时间为15.3±1.9分钟；对照组为18.7±2.4分钟。有显著性差异。

9.7. 休克病人的针麻

针刺麻醉不仅有镇痛作用,而且还有较显著的抗休克作用, 当病人没有血压或血压十分低时, 无法给药物麻醉, 常因药物麻醉对神经系统产生抑制、药物的付作用影响促使病情加重, 给手术带来危险及术后并发症的产生.

吴蓉蓉（1980）[813] 对99例需要手术治疗的休克病人行针刺治疗。患者收缩压皆在90 mmHg 以下。休克原因包括失血性休克，中毒性休克，创伤行休克等。对于患者一方面行基础和对症治疗，包括输液，输氧，输血，抗感染，纠正电解质紊乱等，同时行体针，耳针，鼻针，唇针等针麻诱导。诱导15-25分钟即可观察到血压上升。诱导期间血压上升 10-20 者41例；上升21-30者22例；上升31-40者7例，上升41者14例；血压不升反而下降者3例，无变化者12例。99例中仅11例因镇痛不全而改用硬膜外麻醉，15例加0.5%普鲁卡因。作者指出, 针刺麻醉不仅有镇痛作用, 而且还有较显著的抗休克作用, 扎针诱导后血压上升占84.85%, ��同期休克危重病人选用连续硬膜外麻醉者, 诱导期血压没有1 例上升, 且血压下降占81%。血压下降至0者占72 %. 针刺麻醉操作中血压、脉搏、呼吸一般较平稳, 术后恢复快, 没有麻醉并发症发生, 避免了药物麻醉对呼吸、循环系统的抑制作用.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麻醉组（1973）[814] 报道30例需要手术治疗的休克病人的针刺麻醉结果。休克原因是中毒性和失血性休克。麻醉方法以体针为主, 附加耳针者12 例, 切皮时有21 例配合有少量局麻。本组病例中术终血压回升。针麻下从未遇到像药物麻醉时可能出现的呼吸抑制等意外情况.休克患者针麻一般情况稳定, 未曾遇到麻醉意外, 本组30 例中效果优级2 例, 良级10 例, 可级13 例, 失败改变麻醉者5 例, 针刺升压作用是逐渐上升的, 波动性小, 升压后也易于保持恒定, 不同于药物升压使血压发生急剧变化。除一例血压无变化外、其余29 例患者在针刺麻醉下血压均有所上升,并能在术中维持在一定水平。针刺升压和加升压药物有协同作用, 针麻下用少量升压药物即可,远较药物麻醉使用升压药物为少。在针刺升压的同时还可以出现脉搏有力, 脉差增大, 呼吸增强等体征,这些改变有利于促进休克的恢复,还能进一步加强和巩固针刺的升压效应。失血性休克患者使用针麻手术可使输血量相对减少, 这可能是针刺能调节心血管的机能活动,能改善体内环境,增强抗休克能力。本组失血性休克病例术中输血较药物麻醉平均少输约400 毫升。休克患者还表现在肝肾功能衰竭,这种情况下使用药物麻醉往往会使肝肾功能明显恶化, 术后尤为显著, 甚至造成不良后果。而使用针刺麻醉以来, 由于术中生理扰乱轻微, 术后无一例因麻醉而加重肝肾功能的损害。

安医附院麻醉科(1973)[815] 对50 例休克、危重病员在针麻下进行了手术。休克包括失血性，中毒性和创伤性休克。上述50 例休克危重病员, 采用耳针27例, 耳针加体针7 例, 鼻针6 例, 鼻针加耳针4 例, 耳钎加耳根封闭1例, 耳针加体针及耳根封闭1例, 鼻针加皮内针4例。诱导10-15 分钟后一般即可见血压回升, 再配合输血、补液, 纠正酸中毒, 升压药物应用等抗休克措施, 血压逐步恢复, 整个手术均咸平稳。50例中，诱导期间血压上升 10-20 者21例；上升21-30者16例；上升31-40者7例，上升41者5例；血压无变化者1例。针麻效果, 除7例因术中镇痛不全、改用硬膜外麻醉外,43 例均获成功。但其中8 例于皮肤切口处加用0.5%普鲁卡因10-20 毫升.

[931], 耳部的肾上腺穴升压效果较显著.鼻针对于下腹部手术在肌肉松弛方面颇成满意鼻针加皮内针对于皮肤切口止痛较好。失血性休克患者选用针麻, 输血量可以相对减少, 且能使血压逐步回升, 改善休克状态。麻醉后引起血压的再度下降很属常见，因而升压药物在药物麻醉中应用比较普遍。但大剂量长时间的应用升压药物弊多利少。针麻诱导期引起休克病员血压再度下降者, 尚未遇到。该作者治疗50例休克、危重病员, 除一例外, 诱导后均见血压有不同程度的回升。50 例中仅有12 例病员应用了少量的升压药, 用量远较该医院药物麻醉时为少, 因而避免了升压药物特别是去甲肾上腺素所引起的皮肤坏死，尿少尿闭等并发症。施行气管内全身麻醉, 术后并发症也相对增多。但是, 应用针刺麻醉后, 从未遇到像药物麻醉时可能出现的呼吸抑制等意外情况.

山东医学院附属附属医院麻醉科(1973)[816] 报道了45例需要手术治疗的休克病例。45 例中, 轻度8 例, 中度26例, 重度12例, 亦即严重的病例占总数的26%。术前大多数没用药, 个别为止痛曾用杜冷丁, 少数仅用异丙嗪、阿托品或东琅菪碱。45例中 33 例术中辅用局麻, 占73.3 %; 辅用杜冷丁 25- 75 毫克者 27例, 占 60%。术中没用局麻和杜冷丁者12例, 占 26.7%. 针麻效果: 效果优良者32例,占 71.1%.效果不佳, “ 三关” 解决不好者13 例, 占 28.9%。无一例失败。血压变化：手术结束时血压上升者占 82.2％，无变化者 6.7％，下降者11.1％。

广州市第五人民医院麻醉组(1975) [817] 报道了55例需要手术的休克病例。手术种类包括剖腹产，胃大部切除术，宫外孕，卵巢囊肿切除术，胆囊造瘘，肠切除吻合术，脾切除，和清创缝合固定术等。术前仅用鲁米那，术前术中仅仅用针刺麻醉，未用麻醉剂。针麻结果：优良者67.3%，需要杜冷丁100毫克以上者25.4%，失败者7.3%。手术后血压达到100mmHg 以上者87.2%， 80-90 mmHg 者10.9%，血压为零者1.8%。只有2例用过升压药。

杨生泰（1987）[818] 报道了需要手术治疗的60例休克病例。失血性休克28例，感染性休克32例。23例术前未用药，14例用了杜冷丁50毫克，阿托品0.5毫克；16例单用杜冷丁50毫克，7例单用阿托品0.5毫克。未用其它镇静止痛药。56例用耳针麻醉，4例用体针麻醉。麻醉结果：I级者21例；II级者22例；III级者12例；IV级者5例。作者认为腹部手术用耳针效果较好。

江西省上高县人民医院针麻研究组（1977）[819] 报道需要手术治疗的休克病例用针刺麻醉者37例，药物麻醉者15例(包括乙醚全麻，腰麻，硬外麻醉，和局麻)。针麻组术前大多数没有用任何镇静剂，少数病例为止痛用了杜冷丁25-50毫克肌注，术中以0.5%普鲁卡因局部浸润麻醉为主。休克主要为失血性和中毒性休克。37例针麻组中针刺后血压上升者占70.3%，无变化者24.3%，下降者2.7%，波动者2.7%。而药麻组血压上升者仅13.3%，无变化者26.7%，下降者40%，波动者占20%。针麻效果I级者29.7%，II级者56.8%，III级者13.5%。

玉林地区针麻协作组(1977)[820] 报道了88例需要手术治疗的休克病例。休克种类为出血性和中毒性。手术种类为胃部，肠道，胆囊和子宫手术。手术中血压上升10 mmHg 以下者39例；11-20 mmHg者10例；21-30 mmHg者7例，无变化者32例。

胡宗泽（1978）[821] 报道60例需要手术的休克病例。其中出血性休克26例，中毒性28例，创伤性休克6例。术前 30 分钟肌注阿托品 0.5 毫克, 鲁米那钠 0.1克。针麻采用鼻针加耳针49 例，鼻针加耳针加体针8 例。术前杜冷丁按每公斤体重0.5 - 1毫克于术前20分钟肌注, 病情十分危重者不用杜冷丁。针麻效果：麻醉I级者10例，II级者19例，III级者29例，IV级者2例。针刺通电后立即输液输血、吸氧等。诱导10 -15 分钟即见到血压上升, 到手术结束, 91.6% 的病人血压渐渐升高, 脉压渐渐增大, 心音渐渐有力, 微循环渐趋改善。32例失血性与创伤性休克收缩压平均增加了24毫米汞柱,12 例上升30 毫米汞柱。26 例失血性休克, 血色素平均7.6克, 平均失血量1500-1800 毫升, 而平均输血量才230毫升, 输入血量不及失血量的1/6。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针麻组（1975）[822] 报道61例需要手术治疗的休克及其它危重病人。休克原因是出血性（14例），中毒性（19例），创伤性（2例），危重病例（26例）。针刺方法为：体针27例，体针+耳针15例，体针+唇针4例，体针+鼻针5例，耳针2例，唇针5例，无记录3例。针麻效果优良者55.7%，尚可者37.7%，失败6.5%。

关于针刺麻醉用于休克病人，正如山东医学院附属附属医院麻醉科(1973) [816] 总结的那样，（一），针刺麻醉对休克病例有明显的升压作用。休克病例的麻醉以局部麻醉最为安全, 但实践体会遇手术范围较广的病例, 单借助局麻常难以达到完善的止痛和满意的肌肉讼弛, 术中因手术刺激疼痛、反射等,常使血压下降，脉率增快而促进休克恶化,甚至造成术中死亡意外。椎管内麻醉中, 蛛网膜下腔麻醉对休克病例应为禁忌。硬膜外腔麻醉对休克病例, 体会亦非良好麻醉。由于休克病人对硬膜外腔用药的耐受性很差,个体差异性特大,极易因麻醉处理不当和失慎而造成麻醉剂“相对” 逾量, 引起血压急骤下降,严重者会发生猝死事故。乙醚开放吸入法不易维持均一的浅麻醉, 呼吸道亦难保持通畅, 对休克病人来说弊多利少,应力求避免。最理想的方法是乙醚与肌肉松弛剂复合的气管内紧闭法, 不仅可减少乙醚用量,且可维持长时间均一的浅麻醉,可有遮断手术刺激向中枢传导, 提供满意的肌肉松弛以及保证呼吸道通畅。但这一方法对麻醉操作水平要求较高, 麻醉设备较复杂。针刺麻醉应用于休克病人认为是可取的好方法。实践体会,与药物麻醉相比较,有独突的优越性: (一) 针麻不用药,因此不存在因麻药的抑制而进一步削弱休克病人循环功能的不利因素。(二)针刺本身不仅对机体没有副作用,相反具有对人体生理机能起调整的作用。针刺后循环功能不但不受抑制, 多数改善了循环功能。（三) 急症病人, 尤以急性创伤上消化道出血、急性肠梗阻病例, 术前无禁食空胃条件由于针麻中病人保持神志清醒, 因此从根本上防止了呕吐、误吸事故。(四) 针麻应用于休克病例, 麻醉效果可称满意, 且操作简单, 突出的体会是“ 放心” , 不担心麻醉剂逾量、呼吸道阻塞等意外问题, 故易为一般麻醉人员所掌握, 符合推广使用的要求士述优越性充分说明,在休克情况下的麻醉选择,针麻表现出很大的优越性,认为是可取的好麻醉方法。

从以上这些文章和作者的经验看，即便针麻过程中还需要用局麻药物，药物的用量也比平常少；需要输血时，输血量也较少；需要升压药物时，用量也较少。

由于针刺开始时病人处于休克危重状态，意识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很难说以上这些针刺麻醉和抢救后的效果是由于病人的心理暗示作用的结果。

9.8. 针刺治疗痴呆

痴呆至少有老年性痴呆和血管性痴呆之分。血管性痴呆(Vascular Dementia ,VD)是中国最常见的老年期痴呆之一, 系由脑血管因素引起的脑循环障碍, 脑组织受损导致的一种认知功能缺损的综合症。以记忆力减退、表情淡漠、呆滞或人格改变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组神志异常症候群,已成为威胁人类心理健康��重大问题, 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很大负担, 更是当代社会和医学界面临的一个大难题。有报道说，在＞ 65 岁的脑卒中患者中，约1/3(25% ～ 41%) 在 3 个月内发展为 VD[823]。美国流行病学多中心研究显示，60 岁以上缺血性脑血管病存活患者中，约26.3% 并发VD [787]。

对于各种痴呆的治疗，目前尚无根治的方法[824，825]。由于痴呆病人反应迟钝，分析，理解和记忆力减退，很难想象这里病人能有像正常那样受心理暗示的影响。所以，我们也选择来看一看针刺对于血管性痴呆的治疗效果。

附表 23a, 23b, 23c. 是我们能收集到的，来自于中国的针灸资料。针灸治疗血管性痴呆的疗效要么报告为治愈，显效，好转，无效；要么仅仅报告为MMSE评分或HDS评分的变化。前者，我们将治愈率和好转率归纳，得到图24a，而后者MMSE评分的变化，则得到图24b。见下：

Placebo.Fig.24a

Fig. 24a. n = experiment groups.

图 24a 显示单纯应用西医疗法，愈显率为 33.4%±19% (n=43 实验组)。单纯针刺治疗，愈显率为44.7%±20% (n=48 实验组)。单纯草药治疗，愈显率为40.0%±24%(n=8 实验组). 当针刺和西医治疗结合，愈显率增高为61.8%±19% (n=19), 而针灸和草药结合，愈显率升为57.2%±20% (n=26实验组)。

注22:有些文章仅仅报告愈显率，有些仅仅报告MMSE评分变化。所以图和图的基本资料并不完全相同。

以MMSE评分变化为指标的图24b 也显示出相似的结果（注22）。即单独针刺的效果（20.6%±11%：36个实验组资料）比单纯西医疗法（14.3%±8%，41个实验组）高。将针刺和西医合用，MMSE评分提高到23.8%±8%（15个实验组资料），而将针刺和草药合用，MMSE评分可提高27.1%±10%（15个实验组资料）。

Placebo.Fig.24b

Fig. 24b. n = experiment groups.

以HDS评分为指标的结论大致相同（图24c）。

Placebo.Fig.24c

Fig. 24c. n = experiment groups.

可见，针刺对于血管性痴呆有自己独特的治疗作用，而这种作用和西药或中医药物治疗有协同作用，使得治疗效果更佳。

9.9.单纯针刺麻醉及针麻复合局麻

针刺不仅和全麻药物合用以增强麻醉效果和减少麻醉药的并发症，针刺也和神经阻滞麻醉或局部麻醉药物合用，同样能增强麻醉效果和减少麻醉药的副作用[917-919]。

针刺并不是只有和传统的全麻或局麻药物合用才有麻醉和止痛作用。实际上，单独针刺也可以起到镇静镇痛和麻醉作用。

早期即有报道[920] 说，单纯针刺用于鼻部手术138例，麻醉效果达I级者39例，II级者72例。手术多为鼻中隔粘膜下矫正术和鼻息肉摘除术（分别为58例和42例）。术前晚睡前服镇静剂鲁米那 0.06 克，术前一小时口服鲁米那0.06克。术中仅28例用了止痛剂杜冷丁。

另一组报道[921] 说，单纯针刺，不用镇静剂，对254例鼻部手术患者行针刺局麻（未用电针），麻醉效果I级者203例，II级者30例。未报道术前用过镇静剂。

周继福（1989）[922] 总结了他们对耳鼻喉科手术患者行电针针刺麻醉结果。2046例中麻醉达I级和II级者（即优良率）达90.2%。未报道术前用过镇静剂。作者指出针麻剂量与麻醉效果有密切关系。长时间诱导（30-60 分钟）的针麻效果(特别是肌肉松驰) 与镇痛作用比短时间诱导（诱导时间少于30分钟）要好。针麻不但具有显著的镇痛与松弛肌肉的效果,而且具有调节脏器功能和其他多种生理作用。在粘膜表面下麻醉进行食管镜检时,常出现心慌气紧、心内不适等现象,在针麻下则未曾出现。

孙鎏熙（2001）[923] 报道对50例作鼻息肉摘除术的患者行单纯电针麻醉，另外46例行单纯局麻。结果是：麻醉镇痛效果100％有效。针刺组46例未用任何辅助药完成手术；仅有4例加用安定10 mg或哌替啶50 mg静注完成手术，优良率达92％，良好4例，达8％，无效率为零。而对照组优良率27例，只占60％，40％效果较差。

张道武（2002）[924] 对30例鼻息肉摘除手术患者行单纯针刺麻醉，其中36.7%的病人只用了针刺就可以达到I级局麻效果，另外63.3%的病人加用了局麻药物，但是用量少于单纯用局麻药物组（也是30例）的局麻药用量。针刺局麻组的术后疼痛和肿胀率比单纯局麻组明显低。

童秋瑜(2012) 对30例行功能性鼻内窥镜术的患者施行针刺加丁卡因局麻,另外30例行单纯丁卡因局麻。前者的丁卡因用量为71.33±8.90毫克，而后者为118.33±26.21毫克。前组的疼痛评分比后者低，而术后满意度评分比后者高。

有数据[925]显示，80％手术患者在术前均有紧张心理，有些常伴有恐惧及忧虑，有些局麻的病人因心理压力过重，在手术中出现休克或情绪焦躁，以及心率、血压变化等症状。鼻咽部感觉神经丰富，痛觉相当敏感。鼻内镜术的局麻主要是表麻及局部浸润麻醉[926]。

有学者[927] 对局麻下实施鼻腔手术的 100 例病人进行调查，发现其中 32 例术中出现大汗、烦躁、恶心、心慌、气短、脉速、心率及血压改变等异常情况，影响了手术的正常进行。因此，局部麻醉并不能达到满意的麻醉效果，可能造成患者的焦虑不安和疼痛，影响手术顺利进行。全身麻醉的方式用于鼻内镜手术，可以避免局麻的镇痛不全，从而保证手术的顺利。但全麻需靠气管插管辅助通气，由于靠近手术区，因而可能也会带来手术中的困难，并且由于咽喉的损伤和刺激，易引起出血、水肿等不良反应的发生。且口腔颌面部神经、血管丰富，手术时容易出血，在全身麻醉后可出现呼吸道梗阻[928]。鼻内镜术后需要鼻腔填塞，需靠口腔呼吸，如果咽喉有水肿等损伤，全麻的术后应激反应明显[929]。因此全麻虽然镇痛效果完全，却还是存在缺陷及手术风险。以上研究均表明，针刺麻醉能够明显减少术中麻醉性镇痛药的用量。针刺复合局部麻醉是在针麻基础上复合少量局部麻醉药，其局部麻醉药（应用利多卡因或普鲁卡因居多）用药量减少，从而使局部组织水肿减轻，手术解剖关系更清晰，镇痛效果可满足手术需求，可减少手术并发症，提高手术质量。

雷健 (2000)[930] 报道对324例作甲状腺手术的病人行针刺局麻（局麻前用苯巴比妥钠，氟哌啶醇和哌替啶镇定）。另外208例作甲状腺手术的病人行颈浅丛神经阻滞麻醉作为对照组。报道说针刺组哌替啶用量大于神经阻滞组。各阶段心率、平均动脉压比较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针刺组未出现并发症，而神经阻滞组发生喉返神经麻痹12例, 占5.77 %, 膈神经麻痹 6 例, 占2.88%,

马越英 (2005)[931] 将单纯电针用于20例甲状腺手术病人的局麻，另外40例行颈丛阻滞麻醉，再另外40例作电针加颈丛阻滞麻醉复合麻醉。他们发现用电针的两组病人手术中血压心率和呼吸比单纯颈丛阻滞麻醉组平稳；单纯针麻组无喉返神经麻痹、膈神经麻痹并发症；单纯颈丛阻滞组有3 例出现喉返神经麻痹，l例出现膈神经麻痹；针刺颈丛复合麻醉组有l 例出现喉返神经麻痹，无膈神经麻痹。

还有其它大量研究报告[932-938] 说，甲状腺手术的针刺麻醉有术中生命体征平稳，对循环干扰较小等优点，而且具有调节生理功能的功效，不存在药物对生理扰乱的副作用，麻醉并发症少，有利于术后病人的康复。但当手术处理甲状腺上极或分离气管周围组织时多数病人出现轻重不同的牵拉反应，因而针刺镇痛仍然是一种不完全的镇痛。颈丛阻滞法具有不影响病人呼吸功能、麻醉效果确切、操作简便等优点，因而，临床上广泛应用于颈部手术麻醉，但颈丛阻滞后常发生心率增快，血压升高，增加病人心肌氧耗。对甲亢、高血压、冠心病等病人极为不利。将二者复合应用后，不但明显加强麻醉的镇痛效果，且可减少麻药用量40%-50%[939]，进而显著控制单纯颈丛阻滞后血压升高，心率增快以及平均血压升高的情况。

高成杰（2004）[940] 报道对20例阑尾切除术病人行针药复合硬膜外麻醉（针刺为穴位注射法）。另外20例行单纯肌肉注射杜冷丁（无针刺或局麻），再一组20例为单纯硬膜外麻醉。结果是，镇痛效果针药组明显好于单纯杜冷丁肌注组和单纯硬膜外麻醉组。镇痛优良率分别为100%，85%和70%。针药组术中心率，平均动脉压，和血氧分压平稳。而另外两组术中心率和平均动脉压皆增加。

吴焕淦（2007）[941] 总结了该院早期（1960-1987年）针刺麻醉行肺叶切除术的经验。肺切除手术切口长达24 cm 至27 cm, 手术过程包括切皮、切肌、剥骨衣、切肋骨、开胸腔、分粘连、处理病灶、处理血管支气管、分离叶间隙、防止纵隔扑动及咳嗽、合拢关胸、缝肌、缝皮、插引流管等共15个步骤。针刺麻醉主要是解决伤及皮肉筋骨的疼痛, 剖胸后控制纵隔扑动。此阶段主要采用手法针刺麻醉, 病人完全清醒, 不插管、不用药或极少局部用药, 共完成纯针麻肺切除手术 1385 例, 优良率65.12%。该院后期（1988-2001年）研究针刺加静脉全麻行肺切除术1089例。研究发现针刺加全麻组的麻醉药用量比单纯全麻组减少42%-45%。在麻醉诱导前5 min肌肉注射弱阿片类镇痛药曲马多100 mg和针刺增效药灭吐灵20 mg,可以进一步减少术中静脉复合液45%的用量,增加针麻术中的镇痛作用。针药复合麻醉不仅能有效抑制全身麻醉诱导气管插管、气管拔管时的心血管反应, 同时在麻醉维持期间同全身麻醉药物有协同作用, 减少全身麻醉药用量,使循环更稳定,术毕苏醒早。该院现在（2001年-现在）已经转为研究针麻对肺癌手术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完成全麻加针药复合麻醉手术898例,术中用药量同全麻。在研究中认识到针麻不仅可以镇痛,而且具有免疫调节作用, 对肺癌的治疗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病人的术后恢复和免疫功能的改善。研究发现针刺麻醉能升高肺癌手术患者术后第8日T8 淋巴细胞亚群数,升高术后第四次化疗的T3淋巴细胞亚群数 ;提高肺癌手术患者NK细胞活性;升高肺癌手术患者血清中γ-干扰素含量, 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吴玉芳(2002)[942] 将结肠镜检查患者分为单纯静脉全麻组和单纯针刺组，每组各20例。结论是针刺在结肠镜检查中具有较好的镇痛效果,其机制可能与升高β-EP、降低SP以及维持二者之间的平衡有关.

针刺和神经节或神经干阻滞麻醉，或局部浸润麻醉时，病人是清醒的，所以，认为针灸不过是心理暗示作用的人们会坚持认为这种复合麻醉时，针刺的作用还是心理暗示作用。的确，局麻时，病人是清醒的，和其它大多数临床研究那样，我们也不能排除病人会受到心理暗示作用的影响而在手术中疼痛减轻。但是我们也觉得在针刺局麻时设计虚拟对照组将会是医学临床研究中最困难的部分，如同外科手术中至今没有对开颅，开胸，开腹手术进行过虚拟手术对照一样，谁敢对病人暗示他将得到针刺，这个针刺会使得他在手术中不觉得痛，然后给病人一个虚拟针刺（比如将一个电极粘贴在病人皮肤上，但是不通电），再然后就在病人皮肤上切一个20多厘米的口子，还要切开肌肉，再还要用针缝合皮肤！

诚然有些针刺局麻前用过镇静剂，但是大多数针刺麻醉前没有用任何镇静剂。而且镇静剂并不能起到镇痛的作用，而这里介绍的文章中的针刺麻醉手术是在针刺情况下完成的。Colquhoun D 在他们的文章中说针刺麻醉前用了镇静剂，暗示针刺本身并不能止痛，这是对公众的误导。镇静剂也有心理暗示作用，为什么不利用镇静剂 (或其它任何西药，如维生素，抗生素等）的心理暗示作用作麻醉和手术而要利用针刺的心理暗示作用（或非要用局麻药物，神经阻滞药物）作麻醉和手术？谁人敢给病人镇静剂后就作手术？

我们在这样列入单纯针刺以及针刺复合麻醉的资料是将其作为支持针刺不是心理暗示作用的间接，而不是直接证据，因为我们尚无直接的虚拟对照组作比较，也不相信有人能设计出较好的虚拟对照组来表明针刺在上面这些局麻过程中的作用仅仅是心理暗示作用。我们能作的是引用前面针刺用于治疗昏迷，休克，植物人状态，全麻过程中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同意在这些情况下，病人没有意识，或意识非常模糊和微弱的情况下，针刺也有治疗作用，那么，就算针刺用在局麻时有心理暗示作用，针刺也仍然有其独特的麻醉和止痛作用。

小结：

(1). 心理暗示需要病人处于神志清醒状态，针刺可以用于治疗昏迷，休克，全麻，休克病人的全麻，全麻后延迟复苏，持续性植物状态等病人意识不清状态，说明针刺未必依赖心理暗示而起治疗作用。这是支持针刺有其独特作用的最直接证据。

(2). 针刺能够治疗痴呆状态和用于局麻，是支持针刺不是心理暗示作用的间接证据。因为在痴呆时，痴呆程度轻重不同，不排除轻度痴呆时，病人也会有清醒的头脑和接受心理暗示作用。在局麻时，病人处于清醒状态，也有可能受到心理暗示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同意上面针刺具有独特治疗和麻醉作用的观点，我们就可以说针刺局麻时，即使有心理暗示作用参与，针刺也发挥着自己独特的镇痛和麻醉作用。

第十节不同针刺方法治疗效果不同

如果针刺只不过是心理暗示作用，那么，在相同试验条件下，针刺这个或这些穴位和针刺那个或哪些穴位的效果，或者对同一组穴位采用不同刺激手法，或采用不同频次电针刺激等，就不应该有明显差别。的确，有不少西方研究表明作这种对比时，两组之间疗效差别不大。但当我们审视这些文章时，一如既往地发现西方文章采用的针刺频次低。而类似的研究，在中国采用高频次治疗时，选择不同穴位或穴位组的疗效明显不同。提示针刺的穴位的确有相对特异性，也提示针刺并不是单纯的心理作用。

10.1. 不同的针刺经穴效应不同

于慧娟 (2014)[943] 将50例心脏早搏病人随机单盲分为电针内关组30例和悬钟组20例。针刺为每天一次，共十次。内关穴位组的总有效率为50%，而悬钟组为5%。

许凯声 (2014) 将84例严重外伤性颅脑损伤昏迷病人随机分为用素髎穴位为主治疗组（42例）和水沟穴为主组（40例）。针刺为每天一次，每周五次，十次为一个疗程。治疗后，素髎组病人的愈显率为45.2％，远高于以水沟穴位为主的针刺疗法（22.5％）。

Yiu E (2004)[944] 将24例发音困难的病人随机分为电针针刺人迎，列缺和照海穴治疗组（12 例）和针刺昆仑和后溪穴位（12 例）。治疗皆为20天内10次。结果是，音谱值(Frequency range)在前者增加了28.8%，而后者几乎无变化。

Yu YP（2010）[945] 将66例原发性痛经的妇女随机分为三阴交针刺组（33例）和悬钟组（33例）作为对照组。治疗为行经期针刺治疗。结果是，针刺5分钟后，三阴交组的疼痛下降程度和子宫动脉血流量比悬钟组更高，有显著性意义。

岑珏（2007）[946] 将138例患有不稳定膀胱的病人随机分为两种针刺治疗组：针刺会阳穴（93例）和针刺环跳穴（45例）。针刺3次后,会阳组可缓解各项排尿异常症状(P＜0.05),环跳组仅可改善排尿不尽感、尿急(P＜0.05);两组均可降低I-PSS积分、提高生活质量(P＜0.05),会阳组的改善效果优于环跳组(P＜0.05).针刺5次后,会阳组的改善效果优于针刺3次(P＜0.05).结论针刺会阳穴对不稳定膀胱有特异性调节作用,且有累积作用.

赖新生 (2000) [947] 随机将50例VD患者分为5组,分别施以针对偏瘫的常规穴位针刺,常规穴位加用百会穴,加用水沟穴, 加用神门穴, 加用百会、水沟和神门穴. 针刺为电针，每天一次，连续五天，休息两天，再开始下一个治疗疗程，共六个疗程。治疗前后运用老年认知功能量表(SECF)进行测评,评分结果纳入统计学处理.结果:常规穴位加用百会、水沟、神门等穴位治疗后,SECF总分有显著提高;加用百会穴治疗后,VD患者的定向、瞬间记忆、长回忆、动物名、划销和计算、分类与类同等方面评分有明显提高;加用水沟穴治疗后,VD患者的定向、划销和计算、分类与类同等方面评分有明显提高;加用神门穴治疗后,VD患者的数字广度、动物名、分类与类同等方面评分有明显提高.结论:百会、水沟、神门能够改善VD 患者认知功能,三穴虽然分别有各自的相对特异性,但联合运用效果最佳.

余明哲 (2001) [948] 将64例十二指肠溃疡患者随机分为4组,即A组(足三里+雷尼替丁)16例,B组(上巨虚+雷尼替丁 )16例,C组(下巨虚+雷尼替丁)17例,D组(雷尼替丁)15例. 结果在十二指肠溃疡疼痛消失时间、幽门螺杆菌(HP)清除率以及次要症状的改善方面,3个针刺组均优于雷尼替丁组;各针刺组相比,足三里的疗效又优于上巨虚和下巨虚,而上巨虚和下巨虚效果相似.结论针刺胃经上的下合穴--足三里、上巨虚、下巨虚,对十二指肠溃疡均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且这3个下合穴在治疗十二指肠溃疡方面存在相对的特异性.

王德军 (2012) [949] 将116例患者随机分为足阳明胃经特定穴组(A组)36例、足阳明胃经非特定穴组(B组)39例和非经非穴组(C 组)41例.A组针刺冲阳、丰隆、足三里、梁丘,B组针刺条口、阴市、伏兔、犊鼻,并均沿穴位所在经络近心端约2 mm位置设置辅助针刺点进行浅刺.C组针刺4个非经非穴点. 各组均每日针刺１次，５次为一疗程，疗程间休息２天. 均治疗4个疗程. 治疗后、治疗后1个月、3个月随访观察各组功能消化不良症状积分(FDI)、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评分(SF-36)情况,并评定临床疗效.结果:治疗后A组餐后饱胀、早饱感、上腹痛、上腹烧灼感症状的总有效率分别为84.8％ (28/33)、67.7％(21/31)、76.9％(20/26)、56.3％(9/16), B组分别为45.9％(17/37)、38.7％(12 /31)、42.9％(12/28)、38.5％(5/13),C组分别为15.8％(6/38)、18.4％(7/38)、46.1％(12/26)、 16.7％(4/24), A组在餐后饱胀、早饱感、上腹痛3个症状方面总有效率均优于B组(均P＜0.05)；A组在餐后饱胀、早饱感、上腹痛、上腹烧灼感4个方面总有效率均优于C组(均P＜0.05)；B组在餐后饱胀症状方面总有效率亦优于C组(P＜0.05).各组FDI评分、SF-36评分在治疗后、1个月随访、3个月随访时点较治疗前均明显改善(均P＜0.05)；A组在以上各时点FDI评分、SF-36评分较其他两组改善更明显(均 P＜0.05)；B组在治疗后2项评分也较C组改善明显(均P＜0.05). 结论:针刺足阳明胃经特定穴、足阳明胃经非特定穴与针刺非经非穴治疗FD均有效,而针刺足阳明胃经特定穴治疗FD具有更好的近期和远期疗效,证实了经穴特异性效应的存在.

兰蕾 (2010)[950 ] 将60例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病人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30例。治疗组针刺足阳明胃经特定穴,对照组针刺非经非穴。每日针刺1次, 5次为1个疗程,治疗4个疗程。结果①治疗组各症状上腹饱胀不适、早饱、上腹痛、上腹烧灼感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85.72%、78.26%、94.11%、60%,明显高于对照组19.23%、20%、6.25%、7.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②治疗完成和1月后随访两组消化不良症状积分(FDI)相对治疗前均显著降低,且同期比较治疗组FDI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1)。结论①两组针刺对FD餐后饱胀不适等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作用。②两组在改善FDI方面不但具有较好的近期疗效,且具有很好的远期疗效。且治疗组的疗效优于对照组。

马婷婷（2015）[951] 将230例功能性消化不良病人随机分为两组性针刺治疗：远端循经取穴（116例），另114例病人采用局部取穴治疗。针刺每天一次，每周五次共四周。治疗后发现远端取穴法治疗效果明显好于局部取穴。差异有显著性。

何希俊（2006）[952] 将278例周围性面神经麻痹病人随机分为两组行针刺治疗：一组采用局部取穴（145例），另外133例采用远端循经取穴。2组均以1周为1疗程，1疗程结束后休息1天，再行下1疗程，3疗程后统计疗效。前组显愈率为88.3%，而后组为64.7%。差异显著。

我们注意到西方也有类似的比较经穴间治疗效果的差异。比如说 Allen JJ（2006）[953] 对53例严重抑郁症患者行传统针刺，选用传统上用来治疗抑郁症的一些穴位（传统组）；52例也行针刺，但是选用一些传统上不用来治疗抑郁症的穴位（非传统组）。再选了52例抑郁症病人，不作治疗（无治疗组）。针刺为每周两次共四周，然后每周一次再四周。未注明具体都是那些穴位。结果是，八周后，抑郁症状减轻的程度在传统组，非传统组和未治疗组分别为43.5%, 47.8%和21.7%. 结论是穴位并没有特异性。一如我们前面再三强调的，这个试验失败的可能原因是针刺频次太低。

10.2. 经穴和非经非穴效应不同

有报道说针刺不同穴位，不同针刺手法等效果相似。还有一些报道说针刺穴位和非穴位效果无差别[12，952，964]。

Berm BM　(2004)[954] 随机将336例患有膝关节骨质疏松的病人分为两组针刺治疗，一组采用传统穴位治疗（173例），另外163 例行非经非穴法。两组针刺为每周两次共八周，然后每周一次共两周，再隔周一次共四周(总共 23 次)。WOMAC 功能指标在针刺组比非经非穴组明显改善而WOMAC疼痛指标却没有差别。

Melchart D（2005）[6] 随机将195例血管紧张性头痛病人分为两组针刺治疗，一组采用传统针刺（132例），另外63例病人行非经非穴针刺。针刺方法也是针刺方法为每周两次共四周，然后每周一次共４周。八周治疗后的结果是针刺组头痛指标（Headache score）下降 47.2% 而非经非穴组也下降了44.3%。二者无显著性差别。

Assefi NP (2005)[955] 随机将 49 例患纤维肌炎的病人分为两组针刺治疗，一组为传统针刺治疗（25例），一组病人行非经非穴针刺（24例），一组为非刺入性针刺对照（25例），还有25例行它经它穴治疗（即本来不用来治疗纤维肌炎的一些穴位）。针刺方法为每周两次共 12 周。结果是，疼痛下降的程度在真针刺组，它经它穴组，刺入性心理暗示组和非刺入性心理暗示组分别为21.4%,20.3%,41.1% 和33.8%.各组之间并没有显著性差异（注23）。

注23:数据是从发表的图表中估算的。

Witt C (2005) 随机对224名患膝关节骨关节炎的病人分为针刺治疗（150例），和非经非穴针刺治疗（74例）。针刺方法为每周两次共四周，然后每周一次共４周。八周治疗后的结果是，针刺组疼痛下降62.4%而非经非穴组下降 51.5%。（P<0.05）.这种差异在26周后消失。

Macklin EA (2006)[956] 报道说针刺治疗高血压，针刺组和非经非穴针刺对照组的疗效相仿。我们注意到这个实验中的针刺频次为一周两次。而中国研究针刺治疗高血压的实验基本上都是针刺每天一次[957--961]，甚至每天两次，连续28天[962]。

Cabrini L (2006) [963] 对16例将行纤维支气管镜的病人采用常规气管表面麻醉；选16例在麻醉前行针刺20分钟，选用常用于镇静作用的穴位（经穴组）；对另外16例麻醉前行针刺，选平常不认为有镇静作用的穴位（非经非穴）；后两组的针刺针保留到检查结束。结果是，针刺20分钟后，针刺经穴组病人的焦躁程度下降了42.7%，而非经非穴组未变。

以上这些文章采用的都是少于每周三次针刺的治疗方法，结果是有些文章发现针刺组和非经非穴对照组疗效有差异而有些没有。而当而其它文章采用高针刺频次时，针刺穴位和非穴位疗效有明显不同。

万明雨（2013）[586] 随机将肝阳上亢型无先兆偏头痛分为传统针刺组14例，另外非经非穴组14例作为对照。穴位数量相同，都是四个。针刺皆为每天一次，共十次。经穴组疼痛程度由治疗前的平均6.31±4.33减为3.19±3.26下降50%；非经非穴组由治疗前的6.41±2.65减为4.73±2.71，下降了26.2%。二者差别显著。

章海凤(2013) 随机将偏头痛患者分为针刺组（30例），非经非穴组（29例）。穴位数目相同。针刺每天一次，五天为一个疗程，休息两天再开始下一个疗程，共四个疗程。他们报道针刺组治疗前头痛程度为5.6±1.52，治疗后为3.25±1.68，降低42%；非经非穴组治疗前头痛程度为5.29±1.66，治疗后为4.74±1.8，降低10.4%。两组间差距有显著性差异。

张智龙（2007）[964] 随机将对255例便秘病人行电针支沟穴位治疗（电针组，126例），对另外129例便秘病人针刺非穴点。针刺为每天一次，共28天。结果是电针支沟穴能明显改善便秘患者的临床症状和结肠传输时间，降低开塞露和泻剂的使用率，总有效率为94.4%，优于对照组的61.3%。两组间差距有显著性差异。

樊莉 (2005)[965] 随机将53例抑郁性神经症病人分为传统针刺疗法（四关穴，百会，印堂）加耳压（28例），另外25例行非经非穴治疗加耳压（25例）。针刺为每周两次共三个月。治疗后针刺组痊愈率和有效率分别为28.6%和28.6%，而非经非穴组的痊愈率和有效率分别为8.0%和20%。

Chou CY (2005)[966] 随机将40例晚期尿毒症伴皮肤瘙痒的患者分为针刺曲池穴治疗(20例），另外20例行非经非穴（针刺入曲池旁开两寸）治疗。针刺皆每周三次，共一个月。结果是针刺组皮肤瘙痒程度下降了54.7%，而非经非穴对照组仅下降2.6%。差别明显。

有些对比经穴和非经非穴的实验被引用来作为不支持经穴特异性的证据，但他们其实并不适合作为证据。比如说 Vickers AJ （2005）[967]，是用非刺入性针刺，而不是刺入性针刺（注24）。

注24：原文是：Placebo needles consist of a blunted needle that moves up inside its handle instead of into the skin.

Scharf HP (2006)[12] 采用的是在西方理疗的基础上加用针刺经穴或非经穴。这种混合治疗的结果很难判断单一疗法的实际效果。另外，将两种非常依赖于治疗者个人技术的疗法同时应用，如针刺和西方理疗，最终疗效的变异性会很大。还有，西方理疗倾向于要求病人在治疗的同时作肌肉锻炼，而中医讲究疼痛激烈时间应减少体力活动。治疗思路和对病人的要求非常不一样，因为过度的体力活动只会加重病情而不是减轻病情。

10.3. 不同手法效果不同

对比特殊针刺法和传统针刺方法的文章非常多，比如说：

梅麟凤 (2008) 将脑出血致重度脑损伤患者随机抽取56例分成两组，综合治疗组36例，单纯体针组20例，进行疗效观察。针刺为每日1次，每次留针20分钟。10次一疗程，疗程间隔3天。结果：治疗组良好率69.4%，对照组良好率40%，差异有显著性（P<0.05）。结论：头针、耳针结合醒脑开窍综合疗法对脑出血昏迷患者促苏醒及言语、肢体功能恢复有更好疗效。

崔新华 (2005) 随机将100 例持续性植物状态用两种针刺手法治疗。一组为传统针刺法（50例），另外一组为特殊手法（50例）。针刺为每天两次，持续24次后，用普通针刺法治疗组有62%的苏醒率，而特殊治疗组的苏醒率为86%。

睢明河（2012）[968] 采用单盲、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方法将符合纳入标准的293例患者随机分为不得气组、得气组、得气左转组和得气右转组,分别于针刺前、进针10min、起针即刻和起针10min测量血压.结果:与针刺前相比,针刺后各组血压明显降低(P＜0.01)；得气组、得气左转组、得气右转组、虚补实泻(“得气左转组”中的虚证和“得气右转组”中的实证)、虚泻实补 (“得气左转”中的实证和“得气右转”中的虚证)的降压效果明显优于不得气组(P＜0.01)；得气组、得气左转组、得气右转组、虚补实泻、虚泻实补之间的降压效果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在针刺治疗中,不得气也有效,但得气比不得气效果好；以针的捻转方向的不同来区分的捻转补泻手法即“左转为补,右转为泻”在本研究中未显示相应的补泻效应.

这些特殊针法和传统针法的共同点是都采用了真实的刺入性治疗。读者也许会认为这些特殊针法中所选用的穴位种类和数量和传统针法不同，特殊针法中的刺激量比传统针刺强，故而心理暗示作用也强。那么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其它对比特殊针法和传统针法的例子，二者在选择穴位的种类，数量，针刺频次等都完全相同，不同处只是针刺入皮肤后改变针的朝向等，而特殊针刺的疗效比传统针刺显著高。

孙懿君（2015）将200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100 例。治疗组采用烧山火针刺手法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平补平泻手法针刺治疗。两组均每日治疗1 次,10 次为1 个疗程,治疗2 个疗程后观察两组治疗前后疼痛分级指数(PRI)评分、现有疼痛强度(PPI)评分及视觉模拟评分量表(VAS)评分,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结果是，特殊针法治疗后病人疼痛指标（VAS）下降了79.6%，而传统组下降了45.4%，二组间差别显著。

尚艳杰（2011）[969] 将64例肩周炎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32 例和对照组32 例)，采用规范化的诊断及疗效评价标准，以肩关节疼痛和肩关节功能和活动度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为观察指标，分别运用飞经走气针刺手法和常规针刺方法进行治疗，采用的穴位种类数量一样，也都是每日1次，6 天一疗程，休息一天，治疗二个疗程。治疗结束后特殊针刺组治愈率为53.1%，而常规组为31.2%，差别显著。

时晓燕（2014）[970] 胃脘痛的患者150例，随机分成三组，即观察组1，观察组2 和对照组，每组患者人数为50 例，按照中医辩证分为寒证与热证，每名患者均针刺双侧足三里及中脘穴，观察组1的热证给予捻转泻法，寒症给予捻转补法，观察组2 的热证给予提插泻法，寒症给予提插补法，对照组给予平补平泻操作手法，治疗为每天一次，周期均为1周。治疗结束后，观察组1的有效率为96%，观察组2 的总��效率为94%，对照组的有效率为60%。

李伟(2015)[971] 将160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行两种针刺治疗。一组为温通针法治疗（80例），另外一组行平补平泻法（80例）。所有患者采用的穴位种类数量一样，2组均15天为1个疗程，1个疗程后评价疗效。结果是，温通组治疗优良率为97.8%，平补平泻组为78.8%，差别显著。

陈美仁（2007）[972] 将坐骨神经痛患者165例按简单随机法分为两组。一组为苍龟探穴组（82例），另一组为常规电针组（83例）。常规电针组取苍龟探穴穴位，但不进行苍龟探穴手法操作，直接调针至“得气”后接G6805II型电针机，选连续波，频率1.5—3.0Hz以患者能耐受为度，持续电针30 分钟。两组均隔天进行针刺1次．10次为1疗程。以疼痛等级指数进行量化计分，结合临床症状、体征，在1个疗程结束后进行疗效观察。结果是前者愈显率为88.7%，后者为57.5%，差别显著。

10.4. 针刺和假针刺对机体的作用不同

不少研究已经表明，针刺后身体会发生许多神经体液方面的变化，而那些不用针的虚拟针刺却没有这些变化。比如说，针刺会诱导人体分泌一些神经化学物质，如 Beta内多酚，enkephalins, and serotonin[973]. 动物试验表明针刺能改变脑干，丘脑，下丘脑，及垂体中的鸦片类和单胺类物质的神经传递活动[974]。由此推断针刺能通过调节自主神经系统而起治疗作用[975]。比如说，电针能降低交感神经系统活动[976]。由于这些作用在虚拟针刺组看不到，所以针刺组的治疗效果被推断为由于刺激穴位或经络的特殊结果[977]。

Sunay [978] 等人用针刺治疗了27名更年期综合征的病人，另外26名病人用虚拟针刺对照。针刺每周两次共10次。治疗后针刺组总的更年期综合征指数（Menopause Rating Scale (MRS)）由23.9降为9.6（下降60%）；而虚拟针刺组由21.4降为20.5（下降4%）。与此同时，针刺组体内FSH及LH激素显著下降，而Oestradiol明显上升。而这种激素变化在虚拟针刺组没有明显变化。针刺能改变体内FSH，LH或Oestradiol也被数个其它试验所证明[979-982]。说明针刺的确能通过调节体内垂体-下丘脑-卵巢的激素分泌功能而改变性激素平衡，从而有助于治疗更年期综合症。

Kong J (2009)[i] 报告说，在针刺组和虚拟对照组都产生相同程度止痛作用的情况下，fMRI 分析显示脑中和疼痛感知有关的部位脑电信号比虚拟组同样区位明显降低。

[i] Kong J, Kaptchuk TJ, Polich G, Kirsch I, Vangel M, Zyloney C, Rosen B, Gollub R. Expectancy and treatment interactions: a dissociation between acupuncture analgesia and expectancy evoked placebo analgesia. Neuroimage. 2009 Apr 15;45(3):940-9. doi: 10.1016/j.neuroimage.2008.12.025. Epub 2008 Dec 29.

如果说针刺不过是心理暗示作用，那么对比不同经穴之间，经穴和非经穴之间，特殊针刺和传统针刺之间，相同穴位但是不同针刺手法之间，以及穴位和非穴位对机体生理生化的影响等方面都应该相同。然而，实际上中国针刺研究者的大量研究表面这种对比上的差异是非常明显和研究结果是可重复的。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结果基本上都是采用高频次针刺的结果，也就是说针刺是每天一次连续多次，至少是每周三次或三次以上的频次。如果采用低频次针刺，这种结果很难被重复出来。这好有一比，就如同跑车和飞机在机场跑道上赛跑，一开始，跑车和飞机速度差不太多，然而，随时时间推移，飞机必然比跑车还要快还要高。这飞机就如同针刺组，而跑车就如同虚拟对照组。一开始二者疗效相差不多，时而有显著性差别，时而没有，但是当采用高频次针刺后，差别就非常明显了。

小结：如果针刺不过是心理暗示作用，那么在相同试验条件下，针刺经穴或它穴，经穴或非穴，特殊针刺或常规针刺，同一穴位而采用不同行针手法等，疗效不应该有显著性差异。而事实上，高频次针刺时，这些差异非常明显，说明针刺不是心理暗示作用。这是肯定针刺疗效的进一步证据。

第十一节针刺的治疗作用不是靠心理暗示的更多例子

以上我们已经解释了导致Colquhoun D 判断针刺的治疗作用不过是心理暗示性作用的原因。因为他引用的那些文章中的针刺方法和治疗频次都不是真正临床上所用的针刺方法，即此针刺非彼针刺也。

不支持针刺的治疗作用仅仅为心理暗示的例子还有：为什么针刺对于儿童，对于动物，对于麻醉下的试验者也有效。

11.1.针刺应用于儿童

针刺治疗不仅广泛用于成人疾病的治疗，也能用于婴幼儿[983^—986]儿童疾病的治疗[987]。所治疗的病种包括各种疼痛 [988，989]，偏头痛[990]，婴幼儿紧张症[980]，尿床症 [991，992]，便秘[993]，过敏性鼻炎[994]，口水失禁 [995]，痉挛性麻痹症，喉痉挛，手术后呕吐，化疗中呕吐等。

Ecevit A等人报道仅仅针刺印堂穴，就可以明显将早产儿由于在其脚跟部刺血（抽血作血气分析之目的）导致的疼痛而哭泣的时间从平均138.1秒缩短到72.8秒。相应的，心率从平均152.2次/分减为138.3 次/分，疼痛指数从6.1降为4.2，提示针刺后婴儿对疼痛的耐受性增加了。

Liodden I(2011)[999] 等人对77名作扁桃腺切除术和增殖体切除术的儿童在麻醉后行针刺内关穴，患儿清醒前将针取出，再在穴位上覆以塑胶钉以持续刺激穴位24小时。针刺组恶心呕吐发生率为46.8%而对照组为66.2%。有趣的是，该试验中，1-3岁的儿童的疗效（26.7%）比4-11岁儿童的恶心呕吐率更低（59.6%）。可能的解释是，幼小儿童需要的治疗刺激量比年长的儿童小[996] 。

一项对北美43所儿童医院作的调查显示大约三分之一的医院提供针灸治疗[1000]。大多数其它的报告也指出被建议用针刺治疗的患儿数量很多，而且一般来说，患儿的家长也接受这种建议并且对治疗效果满意。这可真是和一般人的想法相反了，因为一般来说，人们会以为孩子会怕针[1001] 而家长也不愿意给孩子增加痛苦和害怕[985，1002]。

儿童的年龄可以小到不到一个月。对于这样小的早产儿，我们能怀疑他会接受到心理暗示性的治疗作用吗？

在儿童身上作针刺治疗会出现一个新问题，就是“杯蛇效应”。这是一种不良的暗示性作用。这指的是如果一个人怀疑某个东西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伤害，那么这个东西或许真的对他造成了身体的伤害，尽管这个东西本身是无害的。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寓言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在朋友家做客，看到杯子里面有好像有一条蛇，但是挨着面子，他还是将那只杯子中的酒喝了。回到家里，他觉得那只杯子里面就是有蛇来着，所以觉得肚子痛，呕吐不已。这种对身体和情绪暗示性的伤害作用，在英语叫做 nocebo. 而对于能造成心理上和随后身体上有益作用的，叫做 Placebo.常翻译成安慰剂作用或良性诱导作用。相应的例子是望梅止渴。

在成年人身体上作针刺试验时，研究人员很关注针刺对于人体的安慰剂之正面诱导作用，而几乎不考虑其负面损伤性效应（即杯蛇效应）。这也不难理解,毕竟成年人有自主性，能自己决定看还是不看针灸针, 或参加还是不参加针刺临床试验。而儿童就不同,很多情况下小孩是害怕针刺治疗的, 只是医生建议看针灸, 而家长也同意了,才说服，或强迫,或善意威吓孩子接受针刺治疗的. 扎针前孩子的心理对针刺治疗多是排斥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是否会有杯蛇效应呢? 也就是说针刺的效果由于孩子对针刺的害怕心理而大打折扣呢?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在儿童身上作的针刺试验, 其有效率就应该比成年人要低好多了。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许多科研文章的结果都表明针刺在儿童身上的效果比不针刺的传统对照组高,也比假针刺组要高。提示即使有这种负面的抵消因素，针刺治疗照样能治疗儿童的疾病。

临床上常常见到孩子来看病，怕针。在劝说下试一试。扎上针后孩子多就放松了，能配合治疗，之后的问题就不大了，因为孩子的病痛好转了，孩子也有信心了。

西方针刺文章中，对于成年人针刺的治疗作用有30%到40%左右，那么，儿童身上如果有不良性暗示作用，针刺的治疗作用当下降很多，低于10%-20%吧。如果如此，何以针刺治疗儿童疾病仍然有这么高的有效率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针刺的治疗作用不依赖心理暗示作用，而是有它独特的治疗作用，而且这种治疗作用能抵消不良心理暗示作用而仍然发挥治疗作用。

Weimer K (2013)[i]也发表过一篇综述，从中我们知道许多研究都表明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暗示作用比成年人还高，导致儿童期心理暗示作用的机理有可能和成年人不完全相同，因而针对儿童的临床研究设计可能和成人的临床试验设计有所不同。但是作者没有将年龄在一岁以内的儿童和年龄较大的儿童分别比较研究。

[i] Weimer K, Gulewitsch MD, Schlarb AA, Schwille-Kiuntke J, Klosterhalfen S, Enck P. Placebo effects in children: a review. Pediatr Res. 2013 Jul;74(1):96-102. doi: 10.1038/pr.2013.66. Epub 2013 Apr 18.

11.2. 针刺用于动物

如果我们对于儿童针刺的结果还不满意，还是怀疑针刺的结果是心理暗示作用，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动物试验的结果。

针刺不仅广泛用于与人类疾病的治疗，也用于动物疾病的治疗，而且有大量的动物试验表明针刺对于动物疾病同样有效。

Gakiya HH(2011)[1003] 等人将三十只要作乳房切除术的狗分为三组，即电针组，假针刺组和无针刺的对照组，每组各10只。手术后需要用吗啡镇痛的狗的数量在电针组为2只，假针刺组为6只，对照组也是6只。结论是电针治疗有助于减少狗手术后镇痛所需要的吗啡的用量。

Cho SJ and Kim O (2008)[1004] 对一只患霍纳综合征的狗每天针刺一次共两天。两天后所有症状消失。该报告也提示每天针刺的效果很好。

Ceccherilli F (1996)[1005] 等人将44只老鼠分为三组，针刺组（14只），吗啡组（10只），对照组（20只）。针刺组能显著降低鼠爪上化学药品诱导的水肿程度。 Zhang RX(2005)[1006] 等人用电针在老鼠试验中也得到了相似结果。

Carneiro ER (2010)[1007]^，[1008] 等人将老鼠分为针刺组，非穴位针刺组，限制活动组，和普通对照组。老鼠被鸡蛋清致敏后给予鸡蛋清白蛋白诱导气管过敏反应以造成人工哮喘模型。针刺开始于动物被致敏后的第二天，然后每隔一天一次共两周。假针刺组同样处理，但是不用常规治疗哮喘的穴位。结果表明针刺组能显著降低气管周围的炎症反应，表明能有效降低老鼠人工诱导的哮喘反应，而其它各组皆不能。

Luna SP (2015) [1009] 报告对于行卵巢切除术的狗，针刺镇痛作用和morphine or carprofen一样强。

Cassu RN (2008)[351]报告说，在狗身上实验发现双侧电针比单侧电针的镇痛作用快而且强。更比针刺非穴位是快而强。电针的镇痛作用在其后来的研究进一步得到肯定[1010]。虽然 Gakiya HH 没有发现针刺穴位比针刺非穴位能减轻手术后狗的疼痛程度，但也发现针刺组需要的镇痛剂之剂量比非穴位组少.

Groppetti D (2011)^{^{^{^{^[1010]}}}} 发现与opioid 相比，电针能延长狗手术后镇痛时间，而且电针后循环血中β-endorphin含量明显增高。其增高可能和电针的镇痛作用有关。

Koh RB (2014) [1012] 也发现，和心理对照组（盐水注射组，Placebo 组）和非穴位电针组相比，穴位电针能明显减少morphine导致的恶心和呕吐的次数。心理对照组和非穴位电针（sham non-acupoint EA）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由于这两组中的恶心和呕吐率和一般发表的文章相同，推测（1），实验中狗接受的心理暗示作用并不强；（2），有必要选择准确的穴位位置。

Jaeger GT (2006)[1013] 报道过将78只患髋关节发育不全的狗随机双盲分为两组：针刺穴位金珠种植组（36例）和非穴位非种植组（42例）。他们发现移植组狗的疼痛程度，活动度皆比虚拟对照组改善程度高。

Laim A （2009）[1014] 在患有急性胸腰部椎间盘突出的狗身上研究过针刺治疗对于手术后疼痛程度的影响。他们将15只狗随机分为两组：单纯全麻组和全麻加电针组。他们发现术后36小时疼痛程度在电针组比单纯全麻组明显降低。

心理暗示的含义是受试者在受到暗示后，以为自己得到了所暗示的哪种治疗方法的治疗，而实际上得到是并没有治疗作用的胶囊，水液，手术，针刺方法等等。这种情况下的症状改善被归于心理暗示的作用。

一般认为动物不会理解给它的治疗方法属于真实的治疗还是虚拟的治疗，不知道针刺在它们身上会对它们好还是不好，也就是说不至于出现正面的心理暗示作用，如同望梅止渴的作用，也不至于出现负面的心理暗示作用，如同杯弓蛇影的结果。在人类能出现的那种对于针刺治疗的好和不好的偏见成见，在动物身上也就应该不存在或至少不明显。然而，也有人认为动物也会有某种类似于心理暗示作用的影响。

有人用条件反射（Conditioning）来解释说，动物也会由于条件反射而出现心理和生理反应并导致症状改善，即心理作用。比如说带动物去兽医站，动物会发抖，这可能是由于以前多次到兽医站治疗时受到过疼痛的刺激（如注射），而带动物到安详的环境中，动物会表现的症状减轻。

这很好理解，这对人类也是一样[i]。Dutile S (2014) [ii] 介绍说，大约30-50% 患支气管哮喘的病人吸入标志为支气管收缩药物的雾化后盐水出现哮喘症状，而当吸入这同一盐水但是标志为支气管痉挛缓解药物时，症状却缓解或不发生哮喘[iii],[iv]。

[i] Suchman AL, Ader R. Classic conditioning and placebo effects in crossover studies. Clin Pharmacol Ther. 1992 Oct;52(4):372-7.

[ii] Dutile S, Kaptchuk TJ, Wechsler ME.The placebo effect in asthma. Curr Allergy Asthma Rep. 2014 Aug;14(8):456. doi: 10.1007/s11882-014-0456-2.

[iii] Luparello T, Lyons H, Bleecker E, McFadden E. Influences of suggestion on airway reactivity in asthmatic subjects. Psychosom Med. 1968;30(6):819–25. [PubMed]

[iv] McFadden E, Luparello T, Lyons H, Bleecker E.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suggestion in the induction of acute asthma attacks. Psychosom Med. 1969;31(2):134–43. [PubMed]

问题是，仅仅在手术前针刺一次，就可以减轻手术后动物的恶心和呕吐次数，动物并没有接受多次针刺刺激，这种条件反射恐怕不会形成。

还有一种解释说动物生病后会得到比平时更密切的和温暖的关照，情绪就会安详下来，症状也会减轻，将这种影响解释为广义的心理暗示作用。但是这种理论并没有任何试验结果支持，也无法回答这种对动物的安抚能有多大的症状缓解能力。另外这种情绪因素对于症状的缓解作用不应该和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心理暗示作用相混淆。

有报道说给狗服用镇静剂后让狗主人离开而让陌生人进入实验室，平常情况下陌生人进入会导致狗的紧张不安反应，事先的镇静剂能让狗的紧张反应降低。第三次，事先给狗服用的是维生素而不是镇静剂，而狗也同样表现了比较低的不安反应。这个实验提示一旦药物等治疗手段起效后，随后的类似或虚拟治疗手段也会产生同样的治疗作用。但是要注意，这种“可替代现象”的前提是先前的治疗要有效。而在以上研究手术后镇痛作用的研究中，动物仅仅有手术前的一次性针刺治疗。这种大脑中对于先前的治疗效果的“记忆”现象无从产生。

就目前资料看，很有可能动物对疾病的反应和人类婴幼儿相类似，就是说不太受到暗示作用，而更多的是受到动物主人的安抚作用。也就是说，患病动物（及婴幼儿）的症状或许因受到主人和兽医（医生）的安抚和更多关照而变得较为安详，表现为心率减慢，血压下降，但是疼痛程度的变化未必会同时有很大变化。对于动物和婴幼儿来说，这种安详也许容易被主人或家长当作疼痛程度也下降的证据（这种成年人的推理）。但是我们成年人知道，被安抚状态下，情绪可能会少一些焦躁，但是疼痛程度并不能因此而减弱。

所以，在动物和婴幼儿身上所做的针刺实验结果，较少受到心率暗示作用的影响而较多受到安抚作用的影响。如果受到安抚和关照情况下动物仍然不愿活动，或婴幼儿仍然哭闹不止，当是疼痛或不适并没有得到改善。而针刺后动物活动度增加，或婴幼儿哭闹停止，当可被认为是症状得到了缓解。毕竟动物和婴幼儿属于不作假的群体。我们没有必要坚持认为这种针刺后的症状改善是否是监护人对于症状改善程度的夸大性报告。

小结；

小儿或动物较成年人较不容易受心理暗示作用的影响。特别是对儿童或动物，如狗等，仅仅一次或两次针刺就有明显的疗效，说明针刺疗效难以用心理暗示或条件反射来解释。唯一的解释是针刺的确有其独到的治疗作用。这是支持针刺的更多例子。

第十二节为什么西方文章会得出针刺不过是心理暗示作用的结论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导致西方一些针刺研究者认为针刺不过是心理暗示作用的一些原因了。我们可以对此加以总结。

12.1.西方文章中针刺疗效和心理暗示组差不太多

西方文章中，针刺组的疗效处在低水平,平均为35%。所以，一旦虚拟对照组的疗效较高，则针刺组和虚拟对照组之间的小差别很容易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失去统计学意义上的无差别。

那么，为什么西方针刺疗效普遍不高呢？

依据我们本文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西方针刺疗效不高的原因有：

(1). 针刺频次过低。大多数科研采用的是每周针刺一次或两次，��中国文章中的针刺绝大多数为每天一次。西方文章中的总针刺量为3-4，而中国文章中为10以上（图11，12，13）。过低的针刺频次和总刺激次数，导致针刺之刺激量不足，故疗效不高。西方针刺科研者有必要参观中国针刺同行的日常针刺方式。重复出中国文章的疗效，尔后才能观察不同针刺频次对于疗效的影响，得出日常针刺治疗过程中最有效而经济的针刺频次。重复出中国针灸界的疗效是当务之急。

就目前资料看，高频次治疗时，针刺组疗效高而虚拟对照组疗效偏低，故容易导致肯定性结果。而治疗频次低时，容易出现较高的虚拟对照组疗效而较低的针刺组疗效，所以容易导致否定性结果。而且，虚拟对照组疗效报告高的文章更容易出现否定性结果。所以，针刺应该选择高频次治疗。就算是高频次针刺，还需要配合特殊针刺手法，注重针刺开始时机等等，如治疗偏头痛和中风后遗症等，否则，疗效也不会高。

为什么西方绝大多数文章采用的是每周一次或两次针刺？

许多文章都提到他们是参考了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或咨询过所谓的针灸专家。但是他们很少提到曾参考过发表在中国的文章。是语言障碍所致？

(2).单盲或双盲对照设计，阻断了医生和病人的交流，使得针灸师了解病人对针刺的感觉变为不可能，特别是无法诱导出循经感传现象。也不能使得针灸师随时了解治疗反应，以及根据治疗反应决定是否需要及时变换针刺方式和方法等，故针刺疗效会大打折扣。

单盲和双盲设计不符合针刺临床实际情况。这种设计下的针刺方法是人为的和想象中的理想针刺方法。

(3).参加针刺操作者的个人技术代表性得不到保障。对于非常依赖个人技术的治疗手段，如果操作者技术不能代表该行业，实验结果可想而知。

12.2. 比较不同治疗频率，不同针刺穴位，针刺穴位和非穴，不同针刺手法等时，疗效无明显差别

总的来说，西方针刺研究中比较针刺穴位和非穴之间在疗效上的差别的文章有一些，而其它类型的比较文章不多，但是一旦发表，影响非常大。

比如说Yuan J（2009）比较过每周两次针刺共5周和每周五次针刺共两周之间的针刺疗效差异。他们对两周病人都用了拔罐和艾灸治疗。两周后两组病人慢性腰痛程度都下降了71%左右，两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别。每周两次组继续治疗，五周后的疼痛程度并没有进一步减轻。可见对于每周两次针刺组，一共治疗两周就达到了平台期。但是这并不能排除如果每周五次组在两周后继续治疗会导致疼痛程度进一步下降。对于中国针灸研究和临床来说，一共十次针刺只是一个治疗周期，一部分病人需要两个或三个周期才能达到治愈或平台期。正如有文章指出的，针刺需要达到一定次数后，才能将针刺效果和虚拟对照组的效果分别开来。进一步讲，这两组都采用了针刺，拔罐和艾灸治疗，所以结果为综合性的治疗结果，而不是单一针刺治疗的结果。单用针刺未必能达到如此高的疗效。这篇文章所能证明的是，当针刺和其它疗法合用时，针刺可不必每天一次，而可以每两天或三天一次。这正是我们临床上的针刺：如果病人不能每天治疗，我们必然会将更多疗法合用以提高疗效。

西方仅有的一些比较性研究，其针刺多为低频次治疗，所以，比较结果容易出现统计学意义上的无明显差别，而造成错觉，使人以为针刺的确不依赖什么特点穴位的选择，也无关乎需要得气还是不得气等等，进而以为针刺治疗就是心理暗示作用。

而中国这里比较性文章极多，而且基本上是高频次治疗时的比较，所以比较结果为有差别的为主。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一一作过介绍和讨论。这也是中国针刺家根本不相信针刺穴位没有相对特异性，不相信非穴比穴位疗效高的根本原因。

12.3.简单地将针刺组疗效的大部分归结为心理暗示作用，剩余的小部分归为针刺的作用

一般认为针刺组的疗效为针刺的特异性疗效加心理暗示作用的疗效，所以如果知道心理暗示组的疗效，则针刺组的针刺特异性疗效就该是总疗效减去心理作用的疗效。忽略了非常司空见惯的临床现象：当两个或多个治疗方法同时应用时，总疗效往往小于这些治疗方法单独疗效之和。所以，当针刺组同时存在针刺的独特治疗作用和心理作用时，我们并不能肯定到底在这总疗效里面，针刺的特殊作用和心理作用各自占多少比例。目前估计针刺独特作用的方法实际上低估了针刺的独特作用，进而推断针刺不过是心理暗示作用。

12.4.不适当地选择针刺穴位，将其低疗效归结为针刺的低效

举例来说，西方研究者了解到中医用内关穴治疗呕吐，就将这个穴位用于所有情况下的呕吐，如手术后呕吐，化疗放疗后呕吐等等，而且是从始到终仅仅观察一个穴位的疗效。如果不效，则认为是针刺没有治疗呕吐的作用，进而归纳为针灸没有治疗作用[1015]。

研究者不知道在针灸界，内关穴位仅仅是治疗呕吐的一个选择，但不是唯一的选择。中医从来就没有说过只有内关穴位能治疗呕吐和能治疗所有的呕吐。能治疗呕吐的穴位很多，而且一旦一个穴位效不佳，我们会加其它穴位共同治疗。还有，传统上内关穴位用于治疗胃肠道疾病时的呕吐，晕车晕船晕机时的呕吐，而不是化疗放疗和手术后的呕吐。因为旧时并没有化疗放疗和手术疗法。如果要验证内关穴位是否有止呕的作用，需要先验证内关穴位是否在胃肠道疾病时具有止呕的作用。如果呕吐还不止，我们会将内关穴，足三里，合谷，中脘等穴位同时使用，而不是至始至终只用一个内关穴位。

Chang CH （2005）[1016] 用电针刺激健康人足三里穴，观察电针能否调节健康人接受阿托品后的心率变化。结论是电针足三里对于健康人静脉注射阿托品后的心率变化没有影响。中医针灸理论中，对心率改变影响比较大的是心厥阴经上的穴位，特别是内关穴。而足三里属于胃经，常用来治疗消化道疾病而不是心率和循环系统的改变。该文的结论根本就不可以作为针刺无效的证据。正因此，

Chou CY (2005) 对于患顽固性皮肤瘙痒的晚期尿毒症患者行针刺治疗。治疗结果和对照组（刺入性，非经非穴）都是针刺每周三次，共一个月。尽管结果是针刺组显著行降低了皮肤瘙痒程度，但是这个结果很容易被否定，因为病情属于晚期，导致皮肤瘙痒的原因持续存在，不加用其它治疗穴位治疗基础病因，瘙痒程度下降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而且如果别的研究者不注意这个治疗是每周三次，而仍然采用典型的西方针刺法，即每周一次或两次针刺，就很有可能不能重复出这个结果。

12.5.选择针刺并不擅长的病种

针灸只是中医许多疗法中的一种。针灸当然并不能包治百病。有些疾病如纤维肌炎等，并不是针刺的优势病种。研究这些针刺对这些疾病的治疗，而且是采用低频次治疗，失败的可能性就会很高。

注25：临床上有些病人肌肉疼痛的范围广，有些西医医生诊断为肌纤维炎，或纤维肌炎，然而病人完全可以耐受针刺治疗，所以效果也会好。

我们的经验是，典型的纤维肌炎的治疗非常困难（注25）。病人的皮肤肌肉对疼痛的刺激非常敏感。许多病人不能耐受按摩，也不能耐受针刺的刺激。传统针刺所需要的“得气”感，对她们来说是非常疼痛的。正因此，有些用针刺治疗纤维肌炎的结果[1017] 是否定的，甚至虚拟对照组的疗效竟然能高于真实的针刺组。总的来说，多发性肌炎或纤维肌炎并不是针刺的优势病种[1018]。

12.6. 将针刺，艾灸，拔罐，电针，耳针，TENS,按摩等治疗手段的疗效都归结与针刺

这些疗法都属于中医理疗范畴，但是每种治疗手段的适应症，需要的治疗频次等，以及对于不同疾病的疗效都有所不同，将它们都归结为针刺，进而否定或肯定针刺��疗效都是不可取的。比如说在 Colquhoun D 的综述中，以及在其它综述中也是如此：如Furlan AD（2010），Linde K （2009）[20，21]。所以，在本文中我们只选取单纯针刺的疗效作以比较，毕竟传统针刺本身就能独当一面作为治疗手段，而不是假借了其它疗法的名义或和其它疗法合用才有疗效。

Liu WH （2015）等人最近有一篇关于针灸的综述。他们收集了2011年以来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上收集的的符合随机分组原则的临床试验，排除来自于中国的科研文章，或第一作者来自于中国的文章。如此，他们从867篇文章中得到33篇符合要求的文章，其中否定针刺有治疗作用的文章为17篇，支持的有23篇。当我们将关于艾灸以及电针，耳压，耳针，指压，穴位注射和拔罐疗法[1019]，不以针刺为主要治疗方式的试验[996，1020，1021^]，只关注治疗费变化的试验[1022]，观察急危病人住院天数和费用（Painovich J[1023]），仅仅观察远期疗效（Haake M ）, 以及对试验结果的误读（本为否定的文章被列为支持的文章）[1024] 等文章排除，则否定的文章变为7篇，而支持文章也减少为14篇

Azad A (2013) 列举了25篇否定针刺的文章。其中采用皮内针，穴位按压，耳压，磁疗就有8篇。采用针刺治疗的疾病基本分为4类，肿瘤或化疗导致的疲乏和潮热，或术后疼痛（8篇）；放疗化疗后的恶心呕吐（5篇）；放疗和化疗后的口腔干燥症（3篇），及放疗后白细胞减少症（1篇）。第一类中，针灸多为每周1-2次。只有一篇为每周针刺3次。其中，明确支持针刺疗效的有5篇^{[380，1025-1028]}，不支持的为2篇(皆为针刺每周1-2次)[1029，1030]，而部分指标支持，另外一些指标不支持的1篇[1031]。这8篇文章中虚拟对照组的平均有效率为12%-16%，而针刺组（包括2篇电针）为 35-19%，远远大于虚拟组。

Azad A (2013) 中治疗放化疗后恶心呕吐的文章中，支持针刺的有2篇[275，314]，否定的有3篇（其中2篇为同一作者，资料和结论几乎完全一样）。治疗放疗后口腔干燥症的文章中，支持针刺的有2篇[640，1032]，另一篇为部分指标支持而部分指标否定[1033]。治疗化疗后白细胞减少症的文章支持针刺：针刺能提高血中白细胞数量。

如此，Azad A (2013) 的25篇引用的文章中，能作为证据否定针刺治疗效果的只有4篇。而这4篇否定的文章所涉及的针刺研究（针灸治疗癌症病人的疲乏，潮热，以及放化疗后的恶心呕吐），也同样有大量支持针灸疗效的文章发表。

可见现有针刺综述文章中夹杂非针刺的文章数量之多。这是西方针刺综述性文章的普遍特点。他们将这些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法都归属针刺，所以其疗效之差也都算在了针刺的头上。

12.7.迷信大样本实验结果

理论上讲，对于临床实验来说，样本数越大，实验结果的可信度也就越高。这一点在西医西药科研中可以适用，却在针刺研究中未必。

原因是，西医药物研究中，特别是药物研究中，药物的种类和剂量基本是一致的，比如说研究阿司匹林预防心血管疾病的疗效，在美国用的阿司匹林和在中国用的阿司匹林没有人怀疑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和变异的将是被研究的人群之间的差异，如被研究的美国人的年龄，性别，疾病史，吸烟史，饮食习惯等等对于心血管疾病发生率的影响。而在针刺研究中，哪怕针刺选择的穴位种类和个数，治疗频次等等因素都相同，还存在者针灸师个人操作效果的差别。这种差别并不容易被控制到一致的程度(特别是不允许用电针，温针等替代刺激方法时是如此)。如此以来，当所谓的大样本实验指的是增加了针灸医生的数量，或涉及到更多诊所或医院的时候，由于针刺操作者之间技术能力的不同，实验结果很有可能倾向于缩小观察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而得出观察组没有疗效的结论。而在针刺研究的综述性文章中，这种大样本实验的结果是最被推崇和作为关键证据的。

12.8.针灸治疗中相反治疗方法共存

针刺治疗中，有一些相反的治疗手法却似乎都有治疗效果。比如说，讲究深刺的传统疗法（包括透刺法等）和浅刺疗法（也包括腕踝针，浮针，日本浅刺法等）; 讲究全身选穴的体针和局部选穴的耳针，鼻针，唇针，舌针，眼针，腕踝针，腹针等；针刺可以是一个穴位（如内关穴位治疗恶心呕吐），也许要多个穴位；针刺可以是一次就见效，也许要连续多次治疗才行；同样的疾病，选这个穴位有效，而选另外一些穴位也有效；针刺所谓的穴位有效，针刺穴位旁边的穴位也有效；针刺病侧穴位也行，而针刺健侧也可以；头病扎脚，脚病扎头；上病下治或下病上治；强调按时开穴和开不同穴位的针刺方法（如子午流注），而不按照这种按时开穴也完全可以，等等。这对于西方科研者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也就很难接受。似乎怎么针刺其实都可以。这种疑虑无疑会加重认为针刺不过是心理暗示作用的判断。因为，这种解释似乎可以解释这所有的不可理解之处。

12.9.视而不见同样大量支持针刺的文章结果

几乎在西方针刺临床科研所涉及的疾病，既有一定数量否定针刺有治疗作用的文章，也有相当数量支持针刺有治疗作用的文章。如果将发表在中国的文章也包括在内，则支持针刺的文章在数量上更多。这说明和提示，如果我们不能指出那些支持针刺的文章的“错误”所在，针刺的临床作用就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心理作用。同样地，如果我们不能指出否定针刺的文章的“缺陷”，我们也还没有肯定的证据一定要坚持针刺的独特作用。

当一个研究课题中肯定和否定的文章不断出现，提示必定有某种因素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而这种因素在影响着实验结果，造成大量不一致现象的存在和重复。当一篇文章重复不出另外一篇文章的结果时，也许那篇文章的结果是错误的，不诚实的；同样也许这一家的实验过程有问题，比如实验设计，步骤的不同，或参试人员的技术能力较差（特别是针刺这样对个人技术依赖性较强的研究）。作综述的人如果是真正的科学家，就不可轻率下结论，就一定需要小心和耐心，万不可将案头上3000份文章一股脑推进垃圾箱图轻松。

如果我们就拘泥于西方杂志上发表的针刺文章，我们既无法坚持也无法否定针刺的作用，因为双方的证据都不强，彼此都指不出对方的错误所在。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研究的结果是否定的，就坚持否定针刺，也不能说我们自己的结果是肯定的，就坚持说针刺就是有治疗作用。

当我们收集更多资料，特别是查阅针刺疗法的发源地中国的文章，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西方针刺和中国针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就是西方针刺的频次很低，而中国针刺的频次很高，也可以理解为西方针刺的刺激量小，而中国针刺的刺激量明显大。如果中国针刺的报道的治疗效果好，而西方疗效差，我们就不得不怀疑西方针刺的刺激量太小而导致针刺疗效不高。针刺疗效不高，当然就容易和心理暗示作用混在一起而导致针刺不过是心理暗示作用的结论。

小结：导致西方针刺研究得出针刺不过是心理暗示作用的原因很多，最直接的是西方针刺研究中针刺频次过低（和中国针刺相比），造成针刺组疗效不高，进而一系列相关的研究都失败，研究者不得不将针刺作用归于心理暗示作用。

第十三节专业界和网页上关于针刺的争论

在收集资料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许多人都已经十分肯定针灸（以及所有替代医学）都不过是心理暗示作用[1034]。

针刺疗法到底是不是心理暗示作用；临床治疗过程中医生是否应该采纳正面的心理暗示；医学研究中是否应该设置心理暗示组等，在学术界和网上都非常激烈，简直可以说是波涛汹涌。

认为针刺疗法不过是心理暗示作用的人可以以Colquhoun D 为代表。其认为针刺的疗效和虚拟对照组相同。就算有些实验报告针刺比虚拟对照组高，也不过10%，根本没有临床意义。作者为了加强自己的观点，进一步举例说1822年中国的道光皇帝也曾下诏宫廷中禁止使用针刺和艾灸治疗以及中国内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曾将针刺在内的中医列为迷信。虽然后来在文革中将中医重新启用，那不过是为了应付当时受过正规培养的医学人员不足，和作为提升爱国心的一种有用的方式罢了。据说毛泽东本人就偏爱西医。他的保健医生引用毛自己的话说“尽管我知道我们应该提倡中医，但是我自己并不相信中医。我是不喝草药。”

Colquhoun D 认为提倡中医有可能带有政治，或商业的目的。据（支持针灸的人）报道，所有来自于中国，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关于针刺疗法的报告都支持针刺的治疗作用。

其它网页上反对针刺的人也基本上坚持认为针刺不过是心理暗示作用，并没有解答为什么亚洲国家的针刺疗效比西方国家的疗效高；为什么西方针刺研究中针刺疗效高于心理暗示组的文章数量远远超过不支持的文章。

显然 Colquhoun D 知道亚洲（中国为主）的针灸研究报告更多的是支持针刺疗效的观点，却没有花精力对比中国针刺研究和西方针刺研究的不同，没有关注中国针刺频次等实际上比西方针灸高许多。这也难怪，别说他们二人不懂中文，连这许许多多西方针灸研究者也不懂中文。他们只是按照自己想当然的针灸方法针灸。既然针灸发明于中国，也知道中国也有相应的针灸研究，当自己的针灸疗效和假针刺对照组疗效差别如此不明显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参考和检查一下自己的针刺方式是否有某种缺陷？至少检查一下提高针刺频次是否会提高针刺疗效，而不是几十年照搬以前的针刺方式，不断重复针刺有时候有效，而另外一些时候无效的结果。

关于历史人物对于包括针灸在内的中医的态度，不能作为判断针灸是否有治疗作用的依据。中国历史上不反对中医（包括针灸）的皇帝，或者说没有下诏禁止中医的皇帝多了去了，难道说仅仅道光皇帝有慧眼，明白针刺是假的？道光皇帝不过是个外行，如果外行的言行和态度可以作为依据，那么内行的观点该更具有说服力了吧。Robert S. Mendelsohn 医生曾出版过一本书，书名是《Confessions of a Medical Heretic》。书中强烈反对西医诸多疗法。如果我们连外行的道光皇帝都相信，我们是否更应该相信内行的Medelsohn 医生？

将毛泽东主席对于中医的态度作为论证的依据同样不当。毛泽东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伟人，但是他也是人，也犯过很大的错误，即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西医处于优势地位，其临床治疗疗效的确很高，特别是对于急性细菌性感染性传染病，青霉素，链霉素，四环素使用方便，疗效也高，我们没有理由一定要排斥这些西方进步的治疗方法。但是，既然当时医务人员不足，药品也短缺，中国政府还是提倡了西学中，培养懂西医也懂中医的高级医学人才。既然提倡了西医医生学习中医，那就是说中医还是有他特殊之处。这种特殊之处在现在越来越表现的明显。比如说在当下许多细菌都出现了耐药性；西医仍然对于病毒性疾病基本上无效；西药由于使用量大和时间长而出现的副作用；病人痛苦（焦虑，抑郁，偏头痛，失眠，疲乏，月经不调等等）而医学检查无果，因而治疗上无从下手，而这些情况下却都是中医优势所在。

临床上, 常常有病人来看针灸的时候很怕针刺，怕针会加重他们的疼痛. 当我们用针时, 他们会害怕的发抖. 这样的心理会否降低针刺的效果? 我们的经验是不会。常常是针刺后,他们的疼痛也会减轻, 进而愿意继续针刺治疗. 如果按照 Colquhoun D 的理论, 针灸的治疗作用不过是心理暗示作用, 那么又如何解释这种在害怕针刺的心理状态下, 针刺治疗仍然会有效。

另外一种情况是, 病人已经找了好几个针灸医生看病, 病情变动不大, 几乎是抱着最后一次再试一个针灸医生的心理来看病. 也就是说病人对于针刺治疗的信心已经远不如以前。然而, 这一次他的病情在针刺治疗下改善的远比以前的治疗明显.为什么对针刺的治疗信心已经下降,或已经不报希望了, 针刺仍然能起效? Colquhoun D 的理论能解释这种现象吗?

唯一的解释是, 针灸治疗有它自己独特的治疗作用,这种治疗作用在病人强烈的信任状态时会有比较好的疗效, 但是也可以克服病人害怕针刺或对针刺不报希望的情况下, 或动物根本就不知道给他们针刺是在干什么的情况下也有治疗作用.

Kavoussi B（2015）[1035] 发表了一篇综述，其引用的资料和观点几乎和Colquhoun D一模一样。而前者更注重用大样本临床试验结果支持其认为针刺不过是心理暗示作用的观点。另外，Kavoussi 没有意识到如果对于参加大样本研究的针刺操作者的技术能力不加实际能力考核，仅靠他们用针刺治疗的年限长短判断，这些人参加的大样本试验的失败性极大。这是操作者能力造成的研究偏差。Kavoussi所应用的大样本试验全部都有这个偏差存在。

当然，也不乏有同情针刺遭遇的人。Hennessey S (2012) 就指出：虚拟对照组已经被用于检验某些西药的有效性，而很少用于目前正在常规使用着的手术和医疗治疗仪器上。许多关于手术治疗和仪器治疗的临床研究都没有心理暗示组或虚拟治疗组。大多数手术疗法从来都没有经过严格的临床实验检验，而针灸却一直被要求进行随机对照来证明自己的治疗有效性。手术或医疗仪器治疗在本质上就容易导致病人方面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暗示作用很容易受到病人的期望心理，求愈心理，广告宣传的影响而造成病人夸大症状减轻的程度。针灸，如同手术和医疗仪器一样，很容易造成强烈的广告效应和病人的期望心理。……关于针灸的大样本综述提示针灸师们采纳的，从手术疗法那里学来的虚拟针刺对照也许不是一个最有效的显示针刺治疗有效性的方法。虚拟针刺有可能就是一个“主动的”心理治疗手段，从而导致针刺的真实疗效程度减弱。针灸师也许最好选择客观指标作为疗效指标来证明针灸的有效性，而不是选择主观指标如疼痛或生活质量改善等作为疗效指标。主观指标的改善容易被认为是由于病人期望和求愈心，或其它因素，或其它研究中的偏差的结果。也许，可以用脑电图扫描，或化学成分含量改变，或和现有的西医治疗手段作比较，而不是采用研究西医西药的方式来验证针刺的真实疗效。

Hennessey S 根据其他人针刺治疗膝关节炎的结果认为也许针刺需要较长时间的刺激，累积足够刺激量后，才有可能将针刺的独特疗效和虚拟针刺的疗效区别开来。因为“有研究表明需要三个月内达30次针刺治疗，然后每年10以上的维持治疗，才能避免复发。"然而，Berm BM (2004) 采用的仍然是典型的西方针刺方式：每周两次针刺共八周，然后转为每周一次共两周周，之后是每两周一次共四周。正如本文一直强调的，这种针刺频率过低。

Horn B （2011）[i]的观点是: 将虚拟对照组引入替代医学研究以验证治疗的疗效和效果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这样作的理论上的公正性值得怀疑。虚拟对照组并不能减少研究过程中的偏见和误差，反而在很多情况下都导致了对于治疗效果难以解释。甚至于对于虚拟治疗的概念都存在着矛盾。因此，有必有谨慎地重新检验替代医学研究中虚拟对照组的意义。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地对于虚拟对照组相关的研究中报告的疗效的意义。

[i] Horn B, Balk J, Gold JI. Revisiting the Sham: Is It all Smoke and Mirrors? 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 2011;2011:842767. doi: 10.1093/ecam/neq074. Epub 2011 Apr 14.

Linde K (2010) 指出，针刺组疗效和未治疗组相比至少有中等程度的疗效。这就已经有现实的临床意义了。因为这种情况和许多常用西药的情况相似。对于处于痛苦之中的病人来说，针刺起效到底是由于特异性还是非特异性作用特指心理暗示作用等）并不重要。很有可能的是，这非特异性作用在不同的治疗手段中的作用大小是不一样的。将治疗作用区分为特异性和非特异性作用未必合理，因为所谓的非特异性作用在某些治疗方法中反而属于特异性作用。如果一个疗法的总疗效里面的确含有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因素，也有可能某种疗法中的特异性很小而非特异性很大，以至于总疗效比另外一种疗法还高，这后一种疗法中特异性作用中等程度大而非特异性作用很小。Linke K 指出：科研人员，医生，病人和保险公司人员有必要坐在一起讨论一下，当没有设置单双盲对照的那些科研文章报告的总疗效，而这总疗效里面假定的治疗原理甚至都不明了的情况下，是否以及到什么时候才能被考虑是有治疗效果。

小结：由于西方针灸研究中既有大量否定针灸的文章，也有大量肯定针刺的文章，所以西方研究者也是对针刺的结论不一，但是都无法说服对方。目前否定和肯定的文章仍然不断发表。

第十四节中国针灸界对于西方针灸研究的看法

吕君玲(2015)[1036]在分析了西方针刺研究针刺和假针刺的研究后指出：“无论是针刺还是假针刺、安慰针刺均有试验证明有镇痛效应，但究竟是针刺疗效较好还是与假针刺相比差异不大，不同的试验得出的结果有较大差异。分析原因，试验方案的设计是造成试验结果出现较大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假针刺在不同的试验设计中干预的方式不同，有非穴、牙签刺激、浅刺等方法，说明目前尚缺乏一种较为公认的“假针刺”干预方法; 此外，不同试验的纳入标准、排除标准、诊疗方案、评价方法及操作者的方法不尽相同，因此目前的试验结果尚不能证实针刺镇痛就是安慰剂效��，而一个较为符合针刺基本理论的临床试验方案是亟须解决的问题”。作者认为：“目前最常用于作为对照组的“假针刺”概念不明确，位置的选取及操作方法不规范，没有相应的标准，亟须制订一个符合中医理论的假针刺对照方法标准。此外，在未找到合适的“假针刺”对照方法之前，还可以转换研究思路，将研究重点转向针刺镇痛与当前西方先进治疗方法的优劣对比研究。”可见作者并没有发现西方研究中明显的缺陷是针刺刺激量不足，导致实验结果在一些文章中支持针刺的作用，而另外一些文章就会否定针刺的作用。

陈勤 (2008)[1037] 注意到了“国内、外临床研究治疗频次和疗程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与研究结果具有相关关系？目前没有研究说明针刺治疗单个疾病的疗效时间长短和衰减期,但从本文纳入的个急性期治疗研究中可以看出,针刺治疗偏头痛的疗效在24小时内呈衰减的趋势。据此推测, 治疗时间间隔过长不利于针刺疗效的累积和维持。笔者在比较结果中还可以看到,国内外针灸临床研究辅助治疗措施的规定存在明显的不同,国外研究均根据伦理学原则允许患者在发作急性期使用药物,而仅有小部分研究限定了使用药物的种类,这不能排除患者自行使用预防性药物,成为研究设计中的一个混杂因素。国内外使用对照措施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对安慰针的使用上,国外研究为了保证研究的双盲,多选择浅针刺作为对照,而有研究结果表明,浅针刺与等待治疗组相比疗效具有显著性差异。据此,笔者认为在浅针刺的疗效机制尚未得以阐明前,浅针刺不适宜用于针刺研究的阴性对照。”可见作者并不能十分肯定西方针刺中国针刺频次的差别有可能是导致疗效差别的主要原因。实际上现在已经有许多研究表明高频次治疗对于针刺疗效的影响非常大（见前文）。

鲍金英(2015)[1038] 研究了国内外治疗偏头痛的资料，提出了针刺研究偏头痛在实验设计中应该注意的各种事项，唯独没有提到研究者应该注意针刺频次。

刘京(2007) [1039] 指出国外医学界对中国国内绝大部分临床针刺研究报道的可信度持否定态度, 其主要依据是这些临床研究安慰对照组的设计不符合常规的临床研究设计标准。作者关注的是国外研究多有心理暗示对照组而国内的文章多没有。作者认为现有的心理暗示组的设计不符合针刺研究的特殊性。作者指出：“2000 年世界医学大会修订的《进行人体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道德原则》指明:测试一种新疗法时,应以当时最有效的方法作对照, 虽然并不排除使用安慰剂对照,但仅用于未有有效治疗方法的对照。这个原则适合于在设计针刺临床研究时参考。我们的建议是:对安慰针仍可以继续探讨, 但不应以传统安慰或假针刺的反应作结论的绝对依据。此外,没有安慰对照但有相应对照的研究论文也不应再被一概视为“不科学、不可靠”。”

王京京（2009）认为西方文章中，否定针刺作用的，影响力较大的三篇文章（Lind K 2005, Diener HC 2006 和 Alecrim-Andrade J 2006），和那些支持针刺治疗作用的文章之间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对照组的设置上。“目前国内外广泛采用的安慰针刺设计包括有针刺的部位(非穴位)、针刺深度( 穴位/ 非穴位浅刺法) 非刺入法的安慰针具以及模拟皮表电刺激〕。然而, 如果根据以上原则来衡量, 现有的安慰针刺设计方法都各自存在各自的缺陷,无法真正完全达到安慰针刺的目的。”

王永洲 (2012)[1040] 认为“将针灸的生物学效用和心理学效用相互分离的研究方法不符合中医“身心合一”的传统,也违背了当今“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新模式,没有理由继续在西方身心两分研究模式的困境中重蹈覆辙.假针灸作为对照方法尚不成熟,不宜作为针灸研究的标准模式,赞同《中国针灸》杂志提倡首选与现代医学疗法对照的做法,瞄准医学中公认的最有效、最先进的手段方法及结果作为对照,直接发现针灸的差距或优势,实际价值和意义更大.”

田小平（2008）[1041] 分析了国外非经非穴的研究现状后认为这些研究的弊端是：(1)非经非穴的选取模糊不确定、不统一，对同一种病症研究中选穴差异很大，选取方法缺乏具有说服力的依据，其中不少选穴设计并不符合针灸经络腧穴的理论特点。(2)重局部作用研究，轻整体效应研究。多是经穴与非经非穴局部作用的比较，少有从整体效应人手开展研究，难以真正揭示经穴效应的特异性。(3)缺乏高质量的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作为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许多临床研究设计不够严谨，如样本量较少，随机方法模糊不清，所选研究载体并非针灸的有效病症，未规范针刺手法或未详细描述，缺乏敏感的疗效评价指标等等，这些导致了无法客观地把针刺经穴的整体调节作用反映出来，经穴和非经非穴之间疗效缺乏可比性，研究结果的可信度较低。

李春华（2013）[1042] 指出：目前研究中非穴的选取方法尚无统一规范的标准，国内非穴的选取多在经穴旁开 0.5～1 cm 或两经之间中点选取。从解剖学角度来看，经穴旁选取非穴得出的结果很难说明问题，而两经之间中点选取虽然更为准确定位非穴不在经脉上，但如果两条经脉相邻，则类似于经穴旁选取，且缺乏不同选取方法的比较研究。

杨明晓(2015) 专门针对 Hinman RS（2014）年发表在JAMA上的一篇针灸治疗慢性膝关节痛的文章作了分析和批驳。Hinman 用针刺治疗了282例年龄在50岁以上的患有慢性膝关节痛的病人，第二组用激光治疗，第三组用了假激光治疗。杨明晓指出后者文章中的缺陷有“1，实验设计采用先随机分组后签署知情同意的研究方案，虽然研究中受试者被告知参与膝痛的临床观察，并不知情作为对照参与针灸试验，与知情同意原则相违背，所以存在一定的伦理学争议。2，实验中病人年龄超过50，属于高龄病人，而针刺组中疾病病程超过５年的患者高于其他组，此类病人更易出现骨质破坏的情况，那么疗效也就相应会很差。3，在该研究中针刺治疗并未采用相应（穴位刺激）手法，仅仅破皮进针，更未能引起得气。相类似的针刺治疗膝骨关节炎的纵向研究［３８］显示，针刺较假针刺能够引起更加明显的得气感，从而产生更优的临床疗效。所以笔者认为这是引起治疗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第四，在研究计划书（protocal）当中设置多个主要结局指标，然后多个组比较而不采用校正，甚至在最后的敏感性分析中采用ＰＰ集的情况下使用最小二乘法（ＬＳＤ）来运算。这些都说明作者显然期待这是阴性结果，否则假阳性机率就会过高。因此，是不是研究者对于结果的期待也会在治疗和数据评价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呢？第五，关于试验结果的解读。诚然如结果所示，从ＭＣＩＤ来看三组与空白对照组相比临床改善均无显著意义，然而从数据统计分析来看，无论是针刺治疗组对比空白对照组，还是激光针灸对比空白对照，均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说明在该研究中的针灸方法（仅仅进针不行针得气）对于慢性膝痛的干预虽然不能够产生有��义的临床疗效，但是却显示了一定的治疗趋势。此研究疗效的不显著，盲目认可文章作者的结论而认为针灸无效，而是应该结合上述第三点，从侧面认识到针灸的刺激强度不足未达到起效刺激量，就无法产生显著临床疗效，所以临床和科研中对于此类患者应该注意适度增加针刺强度，通过在经穴上行手法诱导得气，从而提高临床疗效。故此研究草草结论针灸对于此部分患者无效并不建议使用，对于针灸而言有失公允。”

其实，Hinman 这篇文章中的针刺方法也是一周一次或两次，共12周（共8-12次治疗）。显然杨明晓没有注意到或没有在意这会是针刺强度不够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如果仅仅是由于针刺本身刺激强度不够（如没有注重得气）而针刺频次是足够的，那么激光治疗的效果应该显现出来，但实际上连激光的治疗效果也不甚明显，说明治疗频度不够是主要原因之一。

项燕 (2012)[1043] 认为“国外针刺临床研究中操作者未得针刺“通经络、调气血”之真义才是导致临床研究中针刺疗效不显著的根本原因所在.”

Li DZ (2014)[1044] 对发表在西方和中国，截至到2012年的针刺治疗高血压的文章作了综述。他们收集了共2407篇文章，从中筛选出了4篇所谓高质量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的结论是单独针刺能降低舒张压，却只有和降压药合用才能降低收缩压。而许多在中国发表的文章报道单独针刺能同时降低收缩压和舒张压，而且降低幅度比这四篇报道都高。作者认为原因不是这四篇文章中采用的心理暗示对照组用的是刺入性还是非刺入性方法，而有可能是由于西方文章中，针刺的频次偏低（一周2-3次针刺），治疗周期偏短（仅6-10周）。因为有研究证明针刺每周5次共12周，能有效降低收缩压和舒张压。

李享（2014）[1045] 认为针刺和假针刺组在治疗高血压疗效上无显著性差别的原因是：“其对中医传统理论认识或体现不足：在非穴的选择上不严谨，没有遵照中医“宁失其穴，勿失其经”理论，所选穴位未能避开经络循行部位。国内外研究在治疗中，都未充分考虑到高血压病的中医辩证分型和归经取穴。”

Liu WH（2015）[1046] 就在本文准备过程中，发表了他们的综述。他们分析了17篇否定针刺的文章和23篇支持针刺疗效的文章，指出了不应该将艾灸，腕部按压带等疗法归为针刺范畴，也不适合让不懂医学知识的妇女在家自己作指压治疗。进一步，作者指出研究报告支持针刺的文章和否定针刺的文章在方法学上没有明显差异。方法学上的质量不是造成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基本原因。但是，每篇否定性文章本身却都有或多或少的缺陷比如说选穴不恰当；针灸师技术能力不一致；未注重针刺时诱导针感；针刺频次过低，对照组设置不恰当等。

郝洋 (2014)[1047] 报告说，根据CONSORT和STRICTA报告规范条目来看，2011年SCI源期刊中33篇针灸RCT试验报告的总体质量偏低，规范设计、撰写针刺临床试验报告仍然是全世界范围内的针灸研究工作者亟需重视的问题。对其中的10篇阴性或安慰剂结果文献进行分析后，发现阴性和阳性结果的试验研究报告的方法学(Jadad)评分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阴性或安慰剂结果的研究在干预措施细节上存在着以下的不足:①有些研究干预措施不太合适;②未遵循辨证论治的原则;③有些研究的选穴不尽合理;④针刺操作忽视得气;⑤忽视了对操作者水平的要求;⑥治疗中针刺频次过低;⑦安慰针刺设置不尽合理。

毛文超（2013）[1048]（针刺组和虚拟对照组在疗效上差别不大的原因）可能与这些研究的方法学方面存在的不足有关,这些不足包括治疗方案不合适、样本量过小、随机方法不恰当、对照组设立不合理、缺少明确的纳入/排除标准及客观的疗效评价方法、盲法设计不当、随访时间太短以及统计方法不恰当等多方面的原因。

李永明 (2013) [1049] 提出用“泛穴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在临床试验中针刺体表“非穴位”同样可以产生一定疗效的现象. “人体无处不是穴”可能是一种普遍的生理现象，也就是说，针刺人体皮肤表面的任何部位都有可能产生一定的针刺生物学效应或起到治疗作用。传统针灸穴位的特异性只是相对的，常用的经典针灸穴位具有较强的生物效应或可以专门治疗某些区域和器官病症。针灸穴位可为特异穴位和��特异穴位，而两者都会有生物效应。…这个假说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临床试验中针刺体表“非穴位”同样可以产生一定疗效的现象. … 西方国家多用细而短的软针灸而中国多用粗而长的硬针灸。软针灸刺激弱而硬针灸刺激强。软针灸还有可能强化了“安慰剂”的疗效，在临床试验中比较难以检测出同“安慰剂”治疗的统计学差异。硬针灸和软针灸的假说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西方进行的临床试验结果同传统中医针灸理论和实践有很大差异。

霍蕊莉 (2016)[1052a] 认为导致西方针刺研究失败的可能原因很多，如西方针刺中过长的治疗间隔，过少的治疗次数。作者也怀疑西方针刺未能注重针刺深浅，补泻手法，留针时间长度，以及针刺师专业水平难以保证，但是难以举西方例子说明。

Deng S (2015)[1052b] 认为，和其它随机对照研究一样，针刺研究中也有一些缺陷，如样本量小，脱组率高，随访不够，和随机分组方法不当等。针灸研究非常复杂，对于研究方法要求较高，而这点常是被忽略的，比如在虚拟针灸组的设置，单盲，较高的心理暗示作用（比虚拟药丸还高），以及针刺操作量不够等。

[1050a] 霍蕊莉，马胜兴. 试解现代针刺疗法临床研究之困惑.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6：36（3）：261-265

[1052b] Deng S, Zhao X, DU R, He SI, Wen Y, Huang L, Tian G, Zhang C, Meng Z, Shi X. Is acupuncture no more than a placebo? Extensive discussion required about possible bias. Exp Ther Med. 2015 Oct;10(4):1247-1252. Epub 2015 Jul 23.

可见，中国针灸界对这种否定针灸的西方观点的看法基本上是虚拟针刺组的设计不符合针刺实际操作，不可接受。建议自在没有找到公认可行的对照组情况下，可选当前最有疗效的治疗手段作对照。只有个别作者[1033，1040，1042，1043,1052a]，指出西方针刺组的针刺频次过低可能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对任何一个新的治疗方法来说，将现有的西医治疗方法作为对照组的潜在弊端是，如果这个对照组本身并没有得到过心理暗示对照的的对照检验，针刺疗法的可靠性，不管是和这个西医对照组疗效相当还是比它高，就会打折扣了[1050]。

小结：当中国针灸研究者接触到西方研究者对于针刺的否定结论，第一反应如同本文作者那样是“怎么会呢？”。进一步，有些人觉得西方虚拟组设置不统一，结论不可靠，认为还是按照中国式研究，将针刺或改良后的针刺和当代临床上常用的西药作比较，对西方结论不予理睬；另外一些人追究西方研究者没有按照中医针刺思维辩证选穴和用针；只有一小部分人提到了西方针刺频次不高可能是西方研究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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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对针灸研究的几点看法

15.1. 特殊针刺临床试验

既然对于西方针刺研究来说，目前需要解答的问题是针刺到底是不是心理暗示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针刺用于昏迷，休克，持续性痴呆状态，全麻等病人意识消失或极淡漠状态。这是消除心理暗示作用的最好方法，也能回答针刺是否也能用于疾病中客观指标的改善。特别是全麻下针刺研究，应该是花费时间最短的试验。

这种病人意识不清状态下的试验，需要设置的是随机分组，分为针刺组和无治疗组。虚拟对照组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病人事前知情与否也不重要。脱组现象也不存在。

对于一个日均需要作10台全麻手术的医院，一个月时间足够完成所有试验。这个试验结果当然并不能说病人清醒状态下针刺就没有心理暗示作用，而只是说和所有治疗手段一样，在总治疗疗效中，既有或大或小的心理暗示作用，也有治疗手段本身的特异作用。

15.2. 常规针刺临床研究

如果没有进入手术室针刺的条件，对于常规针刺临床研究，我们认为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15.2.1.实验设计

15.2.1.1.无治疗对照组

无治疗对照组，以排除疾病的自然转归对于治疗结果的影响。原则上该组病人不得采用任何方法治疗。多年针刺研究表明针刺组疗效极少有不显著性超过无治疗组的。即便是西方针刺研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只不过在出现了虚拟对照组的概念后，需要检验虚拟对照组的疗效中，这种由于疾病程度的自然转归造成的疗效变化所参与的影响，才需要设置该对照组。由于针刺研究中的虚拟对照组中包含有这种疾病自然转归等非特异性因素，所以在回答针刺组是否有疗效的研究中，如果有虚拟对照组，这种无治疗对照组可以按照现有中西方针刺研究现状被省略。但是，如果要回答心理暗示作用的大小，这种无治疗组就不得被省略，因为不同疾病的自然转归率会明显不同。

15.2.1.2.虚拟对照组

虚拟对照组和真实针刺组之间的区别只能是前者没有针刺入而后者有。真实针刺组的正常临床状态应该被保留。所以，两组都应允许医生和病人保持正常临床中的交流方式交流；允许医生给病人解释治疗方案，治疗方法，允许医生鼓励病人治疗，提高治疗信心。

采用假电针，假TENS或假激光针，也可以采用非经非穴浅刺激作为治疗对照等（注26）。就诊频次等和单纯针刺组相同。

由于不同人群对于暗示的心理反应程度不同，有必有在针刺前设一个3-4周的预试排查期[i]，[ii]，[iii]，就是说给参试者施加虚拟对照治疗，然后判断有疗效反应和无疗效反应的病人。对于疗效超过20%的病人判断为心理暗示敏感者而排除出下一步的真实（以及继续的虚拟治疗对比）针灸试验。这样作的目的是排除心理暗示对于试验的干扰，以检验治疗手段的真实疗效。(对于心理反应敏感的病人，可继续真实针刺治疗，以解决伦理道德上的困扰)。

[i] Knipschild P, Leffer P, Feinstein AR. The qualification period. J Clin

Epidemiol 1991;44:41–4.

[ii] Pablos-Méndez A, Barr RG, Shea S. Run-in periods in randomized

trials: implica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results in clinical practice. J

Am Med Assoc 1998;279:222–5.

[iii] Ramsay LE. Commentary: placebo run ins have some value. BMJ. 1997 Apr 19; 314(7088): 1191–1193.

15.2.1.3.单纯针刺组，针灸医生自行选择针刺方式。

只用针刺，不用艾灸，电针，温针或耳针等辅助疗法。目的是回答针刺本身是否具有治疗作用，这是西方针刺研究者所面对的首要问题。针灸方式采用中国针灸文章上发表的方式进行，无论采纳哪一种针灸方法，皆得按照该方法的要求进行，比如按照腕踝针和腹针法就不得出现痛感；而传统针刺法，就需要针感得气，讲究循经感传，气至病所，得气后行针数分钟。每次留针30 - 40 分钟（或参考特殊病症的针刺要求），治疗期间每隔15分钟行针一次，每天针刺一次，连续7天或10天为一个疗程，共2-4个疗程等等。对于这组病人，不应该限制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交流。西方针刺研究者应该参考中国同行所做过的试验结果。

由于我们的目的是回答针刺是否有治疗作用，而不是回答在用某某穴位，用某某数量的穴位，留针某某长时间，采用某某针刺频次时的针刺是否有治疗作用，我们就应该让针灸师用临床上本来就在采用的那些针灸方法来治疗[1047]。如果将针刺的穴位，数量，治疗频次都加以限制，那就不再是中国针灸。用被束手束脚的针灸作出的科研结论并不能代表真正的针灸。

针刺科研要研究的是针刺对于某种疾病的治疗效率。而这些疾病往往是西医定义的疾病种类。对于中医来说，同样的西医概念上的“疾病”，比如说慢性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还需要区别对待和治疗，在针刺上还要判断病位的经络属性，然后决定所选用的穴位的种类，数量，留针时间长短，针刺频次等。这也是另外一个理由，即针刺治疗就不该限制针刺的方法和频次。

中医治疗讲究治疗手法因人而异，其个体化治疗的原则与西医追求的标准化治疗的原则很不同，这有可能是导致许多临床试验结果不一致的原因。这一点Jindal V[1048] 已经意识到了。

注26：因为目前资料表面无论哪种对照组，刺入性还是非刺入性，浅刺经穴还是深刺非经穴，在高频次针刺中的疗效低而且较为恒定，参见图20a, 20b, 20c。

注27：疗效参考已经公认的针灸对该病的疗效.

注28：西方针刺操作者也许只是家庭医生，内科医生，或理疗师，而不是专职针灸师。

15.2.1.4. 临床针刺组，允许医生采用针灸临床上所采用的，属于针灸治疗范围内的任何治疗方法，包括艾灸，电针，火针，耳针，腹针，海华仪，TDP灯，但是不包括中医草药疗法。允许针灸师按照自己的经验因病人而异设计治疗方案。可以变动每次治疗采用的穴位数量。设置该组有助于了解参加科研的针灸师之实际工作水平。如果该组疗效平平（注27），表明该针灸师不适合代表针灸界参加实验。也就是说课题组织者在选择针刺操作者方面失败，实验结果可信度不高。设置这种临床对照组也是对针灸师实际能力的检验，是对于针灸师临床能力的考试。如果本组疗效结果不能显著性超过虚拟对照组，表明该针灸师目前的实际能力不适合针刺科研。

15.2.2.地点

建议研究地点首选中国，后选西方国家。原因是中国病人多，容易收集到足够的病人数量，可以在短时间內结束课题，避免过长的研究期间出现疾病的自然转归。毕竟针刺的发源地是中国，中国的针灸界需要向世人表明针灸至少在中国人群是有效的。如果的确如此，再由中国专家在西方作同样的科研。如果照样有效，而西方针灸操作师（注28）不能重复出相同的疗效，就得考虑西方这些针灸操作者自己的能力问题。

15.2.3.设立监督者

所有针刺操作选择以针刺为主要职业的人进行，但是需要有不相信针灸的医生全程陪同监督。如果针灸仅仅由本身非针灸师或不相信针灸的医生操作，结果可信度有折扣。如果由相信针灸的医生操作，单纯针刺组和临床针刺组的疗效可信，而虚拟对照组的疗效也不会由于医生相信还是不相信针灸而受到较大的影响。由不相信针灸的人监督，结果更可信，而又不需要设计双盲对照。正如许多针灸科研指出的那样，将针灸师遮蔽是不可能的。我们所建议的这种设计的可行性在于西方针灸界已经出现了许多不相信针灸有独特疗效的人，由他们操作针灸，其结果的可信性值得怀疑。

正如以上讨论的，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关注度很高的针灸科研，回答的是针灸疗效是不是心理作用，所以，需要当代针灸界公认的权威针灸师参加科研全程，也希望西方针灸界推荐1-2名认为针灸不过是心理作用的人参加监督。

在解答了针刺是否只是心理暗示作用后的后续研究中，这种监督者的角色可以不再设置。

15.2.4.建议参试之针灸师

由于目前针刺研究的实验已经非常多了，而西方医学对于针刺疗效仍然处于怀疑态度，我们建议发起一个国际性针刺课题，邀请当代最权威的，中国国内的针灸大师参加针灸操作(而不仅仅是咨询)，这样将来自于针灸师方面技术能力不足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毕竟任何一篇针灸实验的文章，不仅要说服西方针灸界，也需要让中国针灸界心服口服。如果针灸大师治疗慢性非特异性腰痛的疗效也只是在40%左右，如同大多数西方文章报告的那样，那么全世界针灸界的相关者都不得不承认针灸没有自己独特的疗效，所谓的疗效也许就是心理暗示作用。

注29：专家姓名是从万方医学网上随机摘取。笔者对所有专家没有偏见，没有列出姓名者并不是我们不认可他们的能力。

注30：许多西方文章都提到了让针刺针诱导出“得气”的感觉，但是，我们怀疑这些文章的针刺过程中未必真正达到了所谓的“得气”，因为西方针刺师会将病人诉说的疼痛感都算作为“得气”的感觉。

至少，我们可以推荐（注29）中国科学院院士针灸大师石学敏，梁繁荣教授；吕景山教授；韦立富教授；方剑乔教授；张道宗教授；张侬教授；王升旭教授；方晓丽教授；纪青山教授；石印玉教授等等。

当然，人们要说我们总不能让针灸界的专家来参与每一项科研。这个观点没有错，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标杆。我们首先要知道当代针灸的最高水平是什么。然后明白当地的针灸师的具体的水平又是多高。如果当地的针灸师水平距离这最高水平太远，哪怕我也是针灸师，我也会觉得保险公司不报销针灸，或政府不将针灸纳入全民保健计划我也没有意见。可是现在的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地的针灸师参与的针灸科研结论是:针灸只不过是心理暗示作用！如果我是保险公司决策者，我也会将针灸排除出报销名单。

所以，要回答针灸的治疗作用是心理暗示性作用，还是有其独特的治疗作用，需要当代针灸界专家参与，按照专家自己本来的针灸方式针灸，以便对这个对于中国针灸界本不是事的事作出永久性的答案。

15.2.5.多中心科研

对于西医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一旦诊断明确，病人在加拿大或美国的诊所得到的治疗方法基本相同，因为西医有治疗规范，（除非是特殊的病种，对此没有现成的治疗药物，或当地外科医生没有治疗这种疾病的手术经验）。而对于中医草药和针刺治疗来说，医生之间的能力差别非常大。首先在诊断上就有很大不同，何况治疗过程的用药种类和剂量之不同。针灸治疗过程中也是如此。这个针灸师治不了的病，不见得另外一个针灸师治不了，这是非常明显的现实。

解决这种由于针灸师个人技术方面的残差不齐的一种方法是对于针灸师的基本技术水平加以实际能力的检测（科研试验前和科研试验中），再一种方法是采用电针或温针（如果有条件的话）。这种对针刺针持续加以电和温热刺激，可以减少针刺时针刺针没有真正“得气”的可能性（注30）。当然，电针和温针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针刺。但是，如果连电针和温针的疗效都不能超过虚拟对照组的疗效，那么对于绝大多数针灸师来说，手法针刺的疗效要超过虚拟对照组的可能性就更低了 (专家除外)。

与其让多中心参与针刺科研来提高样本数量，不如设计在不相信针刺的医生参与下（特殊公证下），在单一中心积累大样本。

15.2.6.科研目标

当前要紧的针灸科研目标应该是如下几点：

(1). 针刺是否仅仅是心理暗示作用？如果不是，我们可否不必再设置虚拟对照组，而将针刺组直接和当前最为有效的疗法（如西药）比较？如果针灸疗效和该疗法相似或更好，可否即接受针刺为有效疗法而加以推广？

(2). 该如何相信虚拟对照组的疗效数值？该组数值高的研究资料还是数值低的资料更可信？该不该将虚拟对照组疗效数值高低列入文章结论可信度的判断指标之一？

(3). 如何判断治疗过程中的心理暗示作用的大小？如果知道虚拟对照组的疗效数值，该数值是否在针刺组保持不变还是更高？如何判断综合疗法中的心理暗示作用的大小？比如在针刺和理疗合用时，合用组中的心理暗示作用仍然和单独虚拟对照组一样，还是其二倍（由于针刺的心理暗示加理疗的心理暗示），或三陪（不治疗也会有心理暗示作用）。

(4). 不同民族人群心理暗示易感率的高低有什么不同，特别是德国人群（因为心理暗示组疗效数值较高的研究多来自于德国）。

(5). 不同民族人群循经感传率的高低有什么不同？因为循经感传率高的人群治疗有效率也高。

这几个问题都和未来各种临床研究（包括西医西医，手术，理疗等疗法）的疗效判断和疗法的取舍密切相关，有必要加以关注。

小结：

对于回答针刺是否为心理暗示作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建议进行数个国际性研究，由西方和中国针灸家合作进行，用中国和西方研究者达成一致的方式进行，以避免对于科研资源无尽的浪费。针灸到底有没有独特疗效，需要尽快作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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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结论

本文以一个针灸临床医生的角度探究了针刺到底是不是心理暗示作用的问题。我们发现(1)，西方针刺研究中的虚拟对照组，无论是刺入性还是非刺入性虚拟对照组的疗效平均为2３%，而针刺组为35%左右。(2)，西方针刺基本上是每周一到两次，极少有每周三次或三次以上的针刺；总治疗次数多为12次以内，少有1５-20次或更多次数的研究。(3),中国针刺中虚拟组疗效平均为 23%，而针刺组为50%或更高。(4)，中国针刺研究中绝大多数的是针刺每天一次（至少每周三次或三次以上），以及总次数为10次以上的针刺法。(5)，高频次针刺时（每周三次或三次以上的针刺法），无论西方和中国的虚拟对照组疗效为23%，而针刺组为50%，差别十分显著。提示高频次针刺时，虚拟对照组疗效倾向于下降而针刺组疗效倾向于升高。对此，我们提出：西方针刺研究中针刺组和虚拟对照组在疗效比较上失去差异的原因不在于采用了哪种虚拟对照组，而是由于针刺刺激量明显不足，导致虚拟对照组疗效偏高而针刺组疗效偏低，进而得出针刺不过是心理暗示作用的错误判断。

支持针刺不是心理暗示作用的直接证据是针刺可以用于昏迷或无意识状态的病人，如昏迷，休克，植物人持续状态，全麻中维持生命体质稳定或全麻后催醒等。这些临床状态下心理暗示不可能发生。而西方很少研究这些病状时针刺的作用。进一步的证据是，针刺可以治疗痴呆状态，以及高频次针刺时，不同经穴之间，经穴和非经穴之间，特殊针刺和传统针刺之间，相同穴位而针刺手法不同时的疗效明显不同。更多证据是针刺治疗儿童和动物，二者很难受到暗示作用的影响，特别是当针刺仅仅一次时，儿童和动物的条件反射无论建立而针刺仍然有治疗作用。

虚拟对照组疗效显然并非都超过３０%。综合更多研究资料，我们发现虚拟对照组的平均疗效为２３%，与针刺进入皮肤与否，以及和采用假针刺还是假电刺激都无关。就是说不同的研究对象（病人群），受心理暗示的易感性不同。资料显示虚拟对照组疗效率高时，针刺组和虚拟组疗效差别倾向于缩小而失去统计学上的意义。那么，对高易感人群所作的研究资料可信度更高，还是低易感人群资料可信度更高？进一步讲，针刺组中的心理暗示作用的数值大小等于，还是大于虚拟对照组中的数值？在混合疗法（如针刺加理疗）中，其心理暗示作用的大小该是等于，二倍于，还是三倍于单纯虚拟对照组中的疗效？这些都关系到各种治疗组中特性性疗效的判断和计算，然而至今为未知答案也未见过被关注。

西方针刺研究中的缺陷除了针刺刺激量不足外，尚有以下几点：(1)，西方针刺选定固定穴位持续全部治疗过程，而中国针刺除了采用常规穴位外，还根据中医症型加用不同的穴位。(2)，西方研究采用单盲或双盲对照，避免针灸师和病人之间的交流，这是不符合针刺临床过程中医患关系的。限制医患交流，使得医生难以通过病人的反馈随时调整治疗方案。也使得针刺治疗更不像本来的中国针灸。(3)，西方研究中，针刺操作者多是家庭医生，内科医生或理疗师，操作者的实际针刺能力值得怀疑；而中国针刺操作者基本上就是针灸师，针刺临床经验值得信赖。

由于西方针刺法的临床治疗能力差(试验设计缺陷及/或针刺师技术欠佳等)，所以西方研究者难以用针刺治疗客观指标较强的疾病的治疗，如对于昏迷，休克，持续性植物状态，中风后遗症，面神经麻痹等的治疗，进而也产生针刺只能治疗主观症状为主的疾病，如各种痛症。进一步加强了对于针刺不过是心理暗示作用的判断。

为了避免中西方针灸研究者之间对于彼此研究结果的不认可，也为了避免针刺研究中人力物力的进一步浪费，我们建议中西方合作开展针刺研究，以彻底回答针刺是否能治病这一最基本的问题。这样，结合西方研究的试验设计监督和中国针刺操作者的能力，使针刺研究更向前进，而不是继续原地踏步。

第十七节关于本文的几点说明

1. 健康人和病人对于治疗的反应有可能不同，所以我们避免采用在健康人身上得来的研究资料。同理，动物的解剖结构，组织反应，对治疗的反应也未必和病人相同 ^[474,1083]，我们也避免采用实验室动物模型实验的资料（但是包括动物针刺治疗资料）。

[1083] Langevin HM, Wayne PM, Macpherson H, Schnyer R, Milley RM, Napadow V, Lao L, Park J, Harris RE, Cohen M, Sherman KJ, Haramati A, Hammerschlag R. Paradoxes in acupuncture research: strategies for moving forward. 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 2011;2011:180805. doi: 10.1155/2011/180805. Epub 2010 Oct 11.

2. 一般来说，对于急性疾病的治疗，或者是针灸界特级专家，针刺一次是有可能治愈某些疾病的，但是对于慢性疾病，或者对于一般针灸师来说，常需要重复多次针刺才能有较好的疗效。所以，原则上对于只用一次针刺就报告临床疗效的研究，我们不予采审（针刺治疗手术后恶心呕吐为例外）。

3. 本文主要关注针刺或其它治疗方案结束之时的疗效。一般来说，很少有某种治疗方法在治疗周期结束时没有疗效而让病人回家等上数天或数周数月再看结果的。而且治疗结束后的治疗效果在以后的观察周期中受到的影响因素非常多，疗效是否能持续以及能持续多长时间受很多因素影响。所以我们不采纳治疗后观察期的疗效数据。

4. 原则上我们不采用硕士生和博士生发表的论文资料。针灸是相当依赖个人技术的医疗手段。学生阶段的研究者所作的研究报告的可信度远远不如临床针灸师。当然他们的综述文章例外。

5. 本文所引用的数字基本上是原文中的平均值。如果原文为图而非数表，则被引用的数值来自于从图上的推算。读者如看到我们引用了自己的文章，敬请查看我们引用的数值是否正确。如有引用错误，我们会诚心修改。

6. 本文只是从临床针灸医生的角度看目前针灸研究的现状，并非严谨以至于刻板的综述性文章。由于本文收集的文章相当杂乱，对于病种的选择，病人的选择，试验方式步骤，结果的判断指标等非常不一致，观察指标时间的不一致等等，使得将不同治疗组之间做统计学分析的意义下降。所以我们没有对各组资料作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之间的比较仅供以后专门从事针刺研究者参考。我们只关注目前西方针刺的大体疗效和中国针刺的大体疗效，希望从中发现某种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种方法近似于一种多中心和特大样本的“回归性分析”或“模糊性分析”或“非线性分析” 。只不过这种样本也太大，而资料变异性也太大罢了。

7. 来自香港的资料特点多类似于西方文章而迴异于大陆文章，所以多归属西方发表的文章之列。并无任何政治上的考量。

8.我们十分感谢互联网 Google，Medline, BJM, ResearchGate,中国知网，万方医学网等网页，使得我们有可能收集这众多前人的科研资料供我们分析和归纳。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的。

第十八节附：对医疗体系改革的建议和看法

众所周知，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医疗保健占国民收入总值的比例逐年增高，而且越来越高。理论上将现在的医疗诊断水平和治疗手段比一百年前高出许多，人均寿命也的确越来越高，但是相应的，带病生存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需要终身服药的人也越来越多。只有一点解释：现代医疗体系有助于减少死亡率却不能根治。急性变成了慢性。一旦疾病不能被手术治疗，变为内科慢性病，即意味着病情会不断反复，病人需要不断地和长期服药，使得家庭和国家在医疗上的费用不断增加。这种不断增加的医疗费用，加上不断和越来越多需要支付的养老金费用，将最终压垮任何国家。

如何破解这个困局？靠不断更新的西医西药体系吗？目前的现状就是在西医主导下形成的。历史已经证明西医对许多慢性病目前无能为力，也看不到西医未来能解决这些疾病的曙光。

以我们个人对于中医和西医的理解，我们认为解决之道应该是中西医并用。这个并用指的是西医医生发挥其特长，即诊断，能手术的病则手术，不能手术的，先看中医能否有有效的疗法，如有，转中医治疗。中医无效者，或返回西医，或理疗等。

中医包括草药治疗和针灸等等。是一个多元治疗体系。特别是草药疗法，是中医治疗手段的主干，当然草药也要看具体行草药治疗的医生的水平，而某些疾病的治疗，针刺也许更胜一筹。

我们在西方的针灸师多是针灸，草药，拔罐，推拿等等方法同时使用。疗效自然比单用草药和针灸高出许多。国外的针灸师不能用西医西药，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用各种中医方法治疗。能将中医治疗的效率发挥到最大。这是我们和在中国的中医体系不太相同的地方：中国较大的中医医院，或设置有中医的医院，其中用草药治疗的医生多不同时用针灸，而针灸科的医生多不用（也不太擅长用）草药。由于他们多可以使用西医西药，其全力以赴用中医治疗的倾向性不如国外针灸师强。只有中国民间中医会和我们国外的针灸师相似：全力使用中医各种方法治疗。

理论上讲，对于目前手术能治愈的疾病，优先采用手术治疗。对于手术无法治疗，或手术后失败，或属于慢性病，西医需要长期服药，或只能用止痛剂，安眠药，或镇定剂维持治疗的，或诊断不明而病人痛苦的，或中医有明确有效指标的疾病等，优先考虑中医治疗。

中医接纳的疾病主要为慢性常见病，如各种痛症（头痛，偏头痛，项肩腰腿痛症，月经痛等），失眠，忧郁焦虑…… 但是除外需要手术治疗的疾病（包括先天性疾病），AISD病，癌症。

现有的有利条件是：加拿大较大的城市中都有相当数量的针灸医生。如埃德蒙顿市人口87万，拥有250名针灸师计算，每3480市民就有一名针灸师。这个比例远远高于中国。中国13亿人口，中医师（草药医生和针灸医生合计）为27万。就是说每4万8千人口才有一名中医师。

不利条件是：(1).中医草药和针灸在中国的高疗效尚为被全部或大部分在西方国家重复出来，说服政府和保险公司和民众的难度尚大。社会基础不足。

(2),相当一部分针灸师只用针刺不用草药，或只用极简单的外用膏药或平常中成药，其诊所不配备草药。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条件尚不具备，但是我们相信这是解决医疗费用不断攀升的最佳方法之一。

[1] . 多数保险公司保险的方案为：针刺，理疗，按摩皆报销80%，上限分别为每年500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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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510

参考文献 511-1048

附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8a,18b,18c,19a,19b, 19c, 20a, 20b,20c, 20d, 21a, 21b, 21c, 22, 23a, 23b, 23c